敲了几分钟门，室内毫无动静。
我想我记错了街道？记错了楼？记错了门洞或楼层？
于是满腹狐疑地退出到楼外……
街就是那一条街。楼也就是那一幢楼。三单元四层二号，明明的并没错……
于是我再次入楼，再次敲门……
从楼底层上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一手拿着晚报，一手拎着装牛奶瓶的小小塑料提篮儿。她经由我身旁迈上楼去，在楼梯间放慢了步子，站住了，扭回头自高而下地望着我，低声说：“他家没人了……”
我一时没明白她这句话的准确含意，懵懵懂懂地问：“他家搬走了？……”
女孩儿摇摇头……
“他家奶奶死了……他家阿姨也死了……”
“他家已归别人住了。别人正重新装修，说是要冲邪气……”
“女孩儿，别胡说，这不可能的……”
“我没胡说，是真的。我爸妈还不许我乱讲呢，怕后搬来的人家听了犯忌。要不是冲着他家奶奶和阿姨活着时对我好，我才不告诉你呐……”
我正欲接着问什么，女孩儿已转身噔噔奔上楼去了……
我并没在那扇别人的家门前怵然住。我根本不相信那女孩儿的话。两件事联在一起想——电话“错了”和“奶奶阿姨死了”，我心中的疑团反而似乎释开了。我认为这必是翟子卿的谋略。他必是预料到了某一天我会突然而至。他已不愿再见到我。排除我和她的关系，在黑河，在黑龙江堤的台阶上，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时他已表示不愿再见到我了。那么在我和他之间，又揉进了我和她的暧昧，他更加不愿再见到我丝毫也不奇怪。说不定那女孩儿，那恶声恶气接电话的男人，这幢楼里的许多人，以及宾馆里那几位瞧我或望我时目光异样的服务员小姐，都统统被他用钱收买了，成了他的“帮办”。但以这样的谋略打算再次从我的寻访中永远消失，也未免太“翟子卿化”了。而且简直是一个自读式的谋略……
我想我既然来了，不见到她我是绝不会轻意离开这座家乡城市的。没有什么人的什么方式能阻止我再见到她一面，至少再见到她一面……没有……
第二天我便开始了我在这座城市里的寻访。
我当然只能从熟悉他的那些人开始。我也就认识几位熟悉他的人，他们都曾给过我他们的名片。
“你知道，钱，对翟子卿意味着什么吗？”
在一位现代社会心理学博士的家里，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我回答：“他说过，金钱本身即生活。”
他又问：“典型的‘拜金主义’者的逻辑，是不是？”
我说：“是。”
“很粗鄙的逻辑是不是？”
我沉默。既然翟子卿已不再是我的朋友，我也就不便回答了。坦率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会有攻讦之嫌的。我不愿被一位社会心理学博士从心理方面看轻我。
他笑了。
他呷了一口茶之后说：“但凡够得上是一种‘主义’，总是多多少少与信仰联系着的，你还有信仰吗？”
我想了想，回答——有……
“什么？……”
我又想了想，回答——民主与科学……
他又笑了。又呷了一口茶。
“好。不愧是作家。还有勇气回答这个现代人最尴尬的问题。回答得也很体面。不俗。但是，很体面很古典的回答，不一定就是虔诚的回答。我们现代人越顾及体面，反而与我们存在于斯的社会真实相距越远。我们越装出古典的样子，我们反而变得越虚伪了。请允许我斗胆再问一句——你回答之前。你在犹豫。你在暗想。你在心里掂量你的话。我们这不是在进行面试啊。如果信仰是一位口语表达能力良好的人，经过犹豫、暗想、和掂量才能回答的，那么对这个人而言，他们回答的并非他的信仰。只不过是他选择的一种答案。信仰是那种根本不必犹豫不必暗想更不必在心里掂量就能脱口而出立即回答的东西。它所体现的虔诚也正体现在这一点上。当然，必要的时候，还体现在为之奋斗，为之捐躯。作家，你时刻准备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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