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又光着脚丫蹦到地上，第二次从书包里掏出了档案袋。拿在手里，就像拿着我自己的灵魂，别人为我制造的“第二灵魂”，掂了掂，很轻。他妈的一个二十八岁的人的“灵魂”，怎么才这么一丁点分量啊！
洗脚水没倒。就用洗脚水浸湿了封口，然后用大头针谨慎地挑开了，心情挺激动地从中抽出几页纸和表格来。
我的档案真是太简单了，简单得使我大大扫兴。小学的毕业签定，中学的毕业签定，都写的相当好。中学的毕业签定中，居然还有“责人宽，克己严”这样简直等于是赞美的话。不由得想，但愿这一条我死后，悼词上也写着。在北大荒七年中的各种签定也相当好，不乏赞美之词。我忽然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好，怎么不发展我入党呢？逐页逐条细看，看出了点名堂。有两条是：不尊重领导。政治上不成熟。带着这样两条缺点可不是不太容易入党么！难怪难怪。不尊重领导这一条，是公正的。在老连队，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木材加工厂，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团机关时，顶撞过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谋长。我想这一条将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真得努力改正掉。
政治上不成熟这一点，我有点不认可。政治上不成熟，能仅写过一张表态性的“批邓”大字报么？政治上不成熟，能“同‘四人帮’作过斗争”么？从书包里掏出钢笔，就要由着性子将那个“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几下，觉得笔划实在是不好改，悻悻作罢。
没有什么“黑材料”，“红”得还可以，令我不但觉着扫兴，甚至觉着有几分遗憾了。要是有点什么“黑材料”，不妄我作这番手脚。
拆开的档案袋撇在没油漆过的写字台上，索然地睡了。
从此我对装在自己档案袋里的“第二灵魂”不再产生任何好奇，也不再发生任何兴趣。让它在档案袋里安息吧！
倒是与我肉体同在的灵魂，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某些没有变成行为的欲念，某些没有变成欲念的意识，某些连意识也没有变成的朦胧的不良的冲动，而时常感到羞愧。这个灵魂可是永不安息。
我第二次到北影。
接待过我的那人不在，另一位我未见过的女同志说那人生病了，十几天内不会上班。我问我的工作定下来没有。她说不了解这件事。
我又动肝火了，虎虎地问，“你们厂长在哪儿？我要见他！”
她淡淡地说：“你见不着他。在国外访问呢！”问：“那你们党委书记在哪儿？”
说：“不能告诉你。在开会。”
我瞪起眼道：“你不告诉我，误了我的分配大事我跟你没完！”
她见我来者不善，改换了一种比较客气的口吻说：“我告诉你也没用啊。他在二楼会议室，正开会，能接待你么？”
我也不跟她罗嗦，转身就走。蹬蹬蹬下了一层楼，找到会议室，按捺住肝火敲门。
一个人将门开条缝，探出头说了句：“开会呢！”又欲将门关上。
我的肝火终于按捺不住，一脚踹开门，气势汹汹闯将进去。
十几人都愣愣地瞧我。
我怒目环视他们，大吼：“哪个是党委书记？！”一时无人作声，面面相觑。
我将嗓门提得更高：“哪个是党委书记？！”
一个黄瘦脸上布满皱纹的六十多岁的人，用嘎哑的带有湖南口音的语调颇不安地问：“你找他什么事？”我从书包里掏出档案袋（来时封上的，胶水还没干），当着他们的面，像撕信封一样撕开了封口，抽出我那几页“灵魂”，往一张茶几上使劲一摔，厉声道：“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由文化部分到北影的，可是过了三天，来了两次，竟然连个具体的答复都得不到！我在北京举目无亲，身上的钱已花光，连个栖身之处都没有。你们如此对待一个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大学毕业生，如此对待大学生分配工作，太不像话了吧？你们心目中还有没有文化部？！难道你们北影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领导之下？！你们不想要我，就干脆说明，也算一种答复！偌大个北京，文化艺术单位多着呢！我不是到你们北影乞求临时工作的盲流！……”我这一番即兴演说，振振有词，效果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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