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认为母亲那句教诲不失为至理明言。“头三脚难踢”，便得“踢”好。一般说来，我每到一新单位，新地方，“头三脚”总还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长日久，免不了来次“头球”或者“倒构”。那“球”多半都是朝领导们射去的，结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脚“勾销”。谁有忒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温良恭俭让”？偶尔露一下“峥嵘”也是要得的。
最初的日子，我在编辑部安分守己。每天早早地就从招待所来上班，拖地，擦桌子，打水，然后正襟危坐看外稿。穿的也很朴素，走在路上也不拿眼乱瞟姑娘们。不像某些年轻人见了有姿色的姑娘便“目灼灼似贼”，更不去搭搭讪讪、粘粘乎乎地结识年轻女演员或者“亚”女演员。下了班则关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间里看书，从不在厂里东走西窜。节假日一个人闷得慌，就出厂门搭上十六路公共汽车，直达动物园，去看犀牛。所有的动物中，我最看不够的是犀牛。因为它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它，也从不作态。
总之我那时给人的印象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对编辑部的同志一律称“老师”。有时佯装乳臭未干，不谙世故，装得挺像。
一天终于作了件不文明的事，打了全国男女老少都熟悉的一名电影童星两记耳光。
我住的房间，四张床位。客满时一张床位也不空。那一时期时常客满。
住客中有位锦州汉子。人倒不错，但我对他的存在感到非常头疼。他是位“睡仙”，和你说着说着话，眼皮就合上了。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倾倒。人一倒下，鼾声顿起，如雷贯耳。夜深人静，那鼾声犹如一台推土机在发动。我差不多快得神经官能症了。
终于盼着他与我“后会有期”，九点多钟便早早躺下，希望十几天来受摧残的神经得到充分休息。
然而，根本无法入睡。隔壁房间有几个人在高声谈天说地，杂以嘻嘻哈哈的男欢女笑。两个房间不是完全隔死的，一面墙上还开着一扇门，被一张床横住。他们等于是在我的房间里谈天说地，嘻嘻哈哈一样。
请求他们雅静吧，我又不愿意。犯不着为这种事儿请求人。
就用被子蒙上头。无法睡，干眯着。
眯到十点，招待所规定的安息时间。起身在那扇门上轻敲几下，以示提醒。
鸦静片刻，嘻嘻复嘻嘻，哈哈复哈哈。而且那些话语，就有些俗。我们北方人称之为“逗闷子”。
看看手表，十点半了。再忍。
忍至十一点，“闷子”还未逗完。超过招待所规定的作息时间整整一个小时了，我认为我的涵养是够可以的。第二次起身下床，在那扇门上重重敲了几下，以示警告。
“敲他妈什么敲！”那面咒骂了一句，听得出来是“童星”的声音。
我按捺着性子，隔门道：“请你们小声一点行不行？我接连十几天没睡好觉了，照顾照顾。”
那面静了一会儿，忽然竟齐唱起“小小竹排”来。分明不予“照顾”。
我披上大衣，走出自己的房间，推开隔壁房间的门，厉声质问：“太不自觉了吧？”
那童星说：“管得着吗？这又不是你家！”他看去已有十四五岁了，个子已长得挺高，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大眼睛，圆脸盘。有二男三女演员和几个孩子在那屋里。
我说：“不是管你们，是求你们。招待所有规定，超过十点不得喧哗，影响其他住客睡眠。”
其实我的话是说给那二三男女演员的。我想，“童星”们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么？
那童星说：“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规定，没人告诉我们。”我指着墙说：“每个房间里都贴着，你们自己好好看。”他说：“眼睛不好，看不清。”
这孩子是在电影圈里被宠爱坏了，显然也没受到多少好影响。那种自我感觉真是优越得很，俨然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明星”呢！
我只好将贴在墙上的“住宿须知”念了一遍，转身离去。
我刚出门，就听他说：“唱！有什么了不起！”我复走进房间，怒问：“你刚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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