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你看你那德性！你当我怕你呀！”
这孩子简直是在逼我粗暴。
我挥手打了他一记耳光。
他叫起来：“你敢打解放军？”
我从他头上一把抓下军帽，扔在地上，又打了他一记耳光，说：“打的就是你这个解放军！再唱啊！”他捂着脸不作声了。
那几个小演员愣愣地瞪大了眼睛瞧着我。
那二三男女演员不尴不尬地开口了：“哎，你怎么动手打人呀？”
“有理讲理嘛！”
我说：“刚才对你们还不够讲理吗？”哼了一声，走回自己的房间，躺下独自气得不行。
第二天，导演找到编辑部来了，向我们的一位副主任告了我一状。“童星”罢演了，“生病”了。
副主任让人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当着导演的面儿说：“这就是我们小梁。你一定弄错了，我们小梁怎么会动手打人呢？你看他这副文质彬彬的样儿，只有挨打的份儿！……”我老老实实承认：“是我。”
副主任研究地瞧了我半天，疑问：“你是跟他闹着玩吧？”我脸红了，回答：“闹着玩。”
副主任说：“我猜想你也肯定是跟他闹着玩嘛！你这么老实的青年怎么会打人耳光呢！小演员也太娇气了！”接着当我的面，向导演夸奖我如何如何的稳重老实。还让导演回去对“童星”严格要求，加强教育。又说：“小小一个孩子演员，竟敢装病罢演，太张狂了！”
“头三脚”给人的印象如此重要！母亲的教诲真是伟大！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那童星。然而这件事，却经常回忆起。因为它使我想到，人是否都具有欺弱畏强的某种本性？那童星当时固然令人着实可恼，我打了他两记耳光也算不得就是怎样地欺负了他。他若他不是比我小近一半年龄呢？而是一个身魁力大的人呢？就是可着嗓子嚎个通宵达旦，我恐怕也是不敢先动手的。就是反过来他打我两记耳光，我恐怕也只有挨了的份儿。如此分析起来，我又似乎是有点：“欺负小孩”了。而我若非我，是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吼一句：“别他妈的乱吵吵乱嚷，惹急了老子扭断你们脖子！”估计小小年龄的“少年”也断不敢对我那般无礼。看来“非礼勿动”，老祖宗的遗训只有成为全民族的德行，才会人人都不失“君子风范”！
某一年出差，在外地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他因触犯法律，被判徒刑。看了挺难过。心想好端端一个孩子，尚未“童星”而“明星”，不是整个儿毁了么？
前不久又从一份什么电影报上看到一条有关他的报道，说是到某学校学习了几年，拿到了毕业文凭，目前正参加一部影片的拍摄。还登有他的照片，仍穿军装。才知所谓“判刑”一说，纯属公开贩卖的谣言。某些小报也真正可恶，居然还在耸人听闻的谣言之下印上“本报记者”字样！获得了一次学习机会，拿到了毕业文凭，我挺为他高兴，希望他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
我在北影作了两年外稿编辑。每月看五十余个剧本，有时还多。大概总共看了一千五百左右个外稿剧本，却一个也没有扶植成功过。从粉碎“四人帮”至今，寄到北影外稿组的剧本，绝不下六七万之多。经过扶植最后拍摄或发表了的，不超过五个。所以我真希望许许多多在业余创作电影剧本的人，还是量力而行，莫如将创作电影剧本的兴趣转移到看电影方面去。
两年来我没有扶植成功一个外稿剧本，但我自以为曾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外稿编辑。从一千五百多个外稿中，我“慧眼识珠”，发现了张辛欣的电影创作才华，这无论如何是值得骄傲一下的事儿。
那天没吃午饭。一觉醒来，睡迷糊了，还以为是个早晨呢。看看手表，才知是下午。懒得起来，想起书包里还带回个不知什么鸟“剧本”，干脆躺着处理了吧！便掏出来侧头看。一看就没放下。一口气看完了。
稿纸相当干净，字迹很是工整。看得出作者是个对待创作极认真严肃的人。这一点先博得了我三分好感。
剧本的名字我已记不清楚。风格是属于较现代派的。明显看得出受苏联电影文学剧本《礼节性的访问》影响很大，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交叉闪现，剧中有剧，男女主人公是双重身分的剧中人。在一九七八年的北影，电影观念不像如今这么更新，这么解放。所以我断定这样的剧本，是既不能拍摄也不能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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