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忙说：“那可不行，这十天我住哪儿啊？”她问：“你家在哪儿啊？”
我说：“哈尔滨。”
她说：“那你就回哈尔滨嘛，晚来报到几天也没什么的。”
回哈尔滨——我衣兜里只剩下十来元钱了，不够买火车票的。
我不好意思言明，只说：“反正我是不能回哈尔滨的。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车了。”
她听了我的话，以为我有什么特殊的隐衷，又问：“北京没有亲戚？”
我摇头道：“没有。”
再问：“也没有同学。”
我摇头道：“没有。”
继续问：“一个熟悉的人也没有？”
我说：“有几个当年在北大荒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她似乎替我解了一大愁，说：“这就好啦！住他们家吧。三天后你来找我。不能再提前了。我这已经算照顾你了！……”
还说什么呢？不能再说什么了。我表示了十二分的谢意，心情沮丧地离开了文化部。
四点多了，我不知该向哪里去？头脑里倏然想到一个人——黄宗江。
便决定去找他。
那时我还不认识黄宗江老师，但已认识了黄宗英老师。在上海读书三年，我觉得最荣幸的事，便是认识了两个我极尊敬的人：一个是黄宗英老师，一个是茹志鹃老师。每每想到她们，心中便怀着感激。
我认识她们，说来也算“机遇”。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市文艺工作者的大会，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多少周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师，两名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参加小说组讨论，担任记录员。如果我没记错，茹志鹃老师，好像担任副组长。小说组还有巴金老、师佗、任干……共十几人。
巴老那年身体尚健，行走时步子也很稳。给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词，平易近人，说话很慢，仿佛句句都须经过思考。虽然“文革”中遭受摧残，名誉还未得到公开恢复和平反，但毫不自轻。从那张“思想者”型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刚强自尊。会议开了五天，我们常在一张桌上吃饭。我没与他交谈过。因为过于敬重这矮小而又难以压垮的老人。但吃饭时，常替他盛饭，或主动将他夹不到的菜盘往他面前递一下。茹志鹃老师发言不多。身为讨论主持者不得不“请求”别人发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当成一种罪受。读过《百合花》的人，都说茹志鹃老师该是个清秀女性。似乎不应像她本人身材那么高，手那么大，还吸烟。似乎她写《百合花》时，不是个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对劲。而且还有的说她的名字也是那样的文雅。
我没见到她之前，想象中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个样子。但见到她之后，又觉得她就该是那个样子。觉得吸烟对她来说是一种特殊的风度。她那双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该写出《百合花》的手。如果她那双手小巧，倒是有点不像女作家茹志鹃的手了。
我基本上没发言。都是长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我不愿说，只想听。
但是有一天开全会，《朝霞》编辑部的一位代表发言，竟说什么“像《百合花》这样的小说，思想情调毕竟是不健康的，毕竟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学工作者们应自觉地努力地加以克服……”云云。
这使我很恼火。《百合花》是我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喜爱的小说。对一个我喜爱的人，或一篇我喜爱的作品，我容不得别人在大庭广众面前贬低。于是下午继续讨论时，我便措词激烈地发了一次言。那只不过是一种感情式的发言，没有谈出什么有逻辑的理论。当时我也谈不出什么理论。那次发言之前，我与茹志鹃老师虽然一块儿开了几天会，同桌吃了几次饭，但也并未说过话。我对自己所尊敬的人，只愿将尊敬放在心里，不愿溢于言表。
我发言时，茹志鹃老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神态有些惊讶，有些意外，似乎还有几分担心。兴许怕我说得“走了火”，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
我没“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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