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说：我们无产阶级所谓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认为实实在在是人类非常富有诗意的情调。我们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这种情调，那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愿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我们的文学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
迄今为止，我认为自己说过而且说得挺好的话，实在不多。这番话便算是。所以我未忘。
我发言后，众人沉默良久。没人支持我，也没人反对我。大家继而发言，都与这话题无关。
接着又开了一天半会。茹志鹃老师仍未与我说话。我也仍未与她说话。
直至散会，她交给我一页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她家的地址，真诚地对我说：“有空儿到我家来玩吧，我这人挺随便，绝不会使你感到拘束的。而且我也喜欢接近年轻人。”
我共去过她家两次。
第一次是毕业前，带了两位同学，与她交谈了近一个半小时。她对我们很坦率，谈了许多与当时仍很“革命”的文艺理论相左的文艺观。
交谈中间，她忽然说：“我把我女儿叫下来和你们认识一下吧，她也喜爱文学。”
就是在那一天，我认识了王安忆。当时安忆还在徐州地区文工团，个子起码比现在矮半头，皮肤晒得很黑，披散着并不浓密的头发，穿一条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裤，趿拖鞋。茹志鹃老师对安忆说：“他们称我老师，按理说你也该称他们老师，因为他们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安忆并不称我们“老师”，也没打量我们，似乎是为了遵从母命，才不得不坐在我们对面，手中还拿着一本什么书。茹志鹃老师又说：“你们都是年轻人，今后都有志于文学，你们之间应该有更多共同的话题。”
安忆仍不作声。
我记不得自己对她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她才显然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回答。怎样回答的，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她说话极快，标点符号不分明。给我的印象是，她急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可她头脑中的思想又是多层次的，内涵广泛的，是只适于用笔而不适于用话表达的。另一个印象是，她从内心里不大瞧得起我们这三个工农兵学员。
她说完，也纯粹是出于礼貌，陪坐了几分钟，便起身上楼去了。
茹志鹃老师连忙对我们解释：“安忆的性格就这样，你们别见怪。”
我们起身告辞时，茹志鹃老师对我说：“晓声你先留步，我还有话跟你讲。”
我便留了下来。
她说：“《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学》就要恢复了。你毕业后，如果愿意留在上海，我可以替你向学校争取。”我说：“我是北方人，我还是想回哈尔滨。生活在上海人之间，我常常会感到孤独。”
她沉吟片刻，说：“我能理解你。那么今后不管你分配到哪里，再来上海，我都欢迎你到我家里来。”
这话当时使我很受感动。
她又说：“你是一个好青年。你可别以为你替《百合花》说了些辩护之词，我才夸奖你啊！我是凭直感。你长的像上海人，性格却太是北方人的性格了。我喜欢北方人的性格。”
今年五月，我在上海为《上海文学》改稿，抽时间去茹志鹃老师家中看望她时，她向安忆的父亲介绍我，第一句话仍是：“晓声是个好青年……”
她说这话从来是很认真的。
也许她无法知道，这句话对我是多么重要。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好青年，但认为自己还不坏。从复旦到北影，至今已经八年，在名利场上，在影视圈中，没有沾染什么很可恶的坏毛病，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实在是因为经常情不自禁地想到：假如我变成了某一类人，茹志鹃老师将会如何看待我？假如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将有何面目再见茹志鹃老师？
今年五月见到茹志鹃老师那一次，她还说：“我向人探问过你的情况。让你当文学部副主任，你没当是不？没当对。你年轻，创作上刚刚取得一点成绩，不要就被官位所诱惑，那没出息。”
我想，她不真心关心我，是不会向人探问我在北影的工作情况的，也不会对我很坦率地说那番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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