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念基没有说什么，其实他心里对父亲的话并不以为然。父亲的一辈子就是这样老老实实地生活和工作，尽管自己的能力、素质都够得上相当级别的领导，但就是因为为人过于老实、过于本分而错过了许多升迁的机会。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是一手向下面的人要，一手给上边的人送，虽然银行业务非常一般，虽然公家的银行管理得很差，但是个人的小算盘却打得噼啪响，在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为自己捞到了相当的政治资本。而那时父亲却本分地守着自己那一点儿微薄的收入，甚至还从这些收入里抽出相当一部分去资助比他更贫穷的同事。每当杜念基看见父亲那因为风湿病折磨而变形的手指，他就发誓绝不能再走父亲的老路——毕竟时代不同了，在商品经济环境下，只有不停地向上爬，不断地为自己捞到更多的资本，才能更好地维持自己的生活，抚育自己的子女，赡养自己的父母。
这时杜念基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说：“过几天，我们总行的蔺明蛰行长要来省分行视察工作。这个人您熟悉不熟悉？”
“蔺明蛰？”杜仲仁回忆着，“恐怕我记得他，他却不一定能想起我了。七六年底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金融系统从各地抽调业务人员组成了一个‘救火队’，专门处理全国各地出现的混乱的金融秩序。当时蔺明蛰是副队长，才三十一岁就是正处级的干部了。七七年二月份我也被人民银行总行抽调去北京工作了七个月，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当时我已经四十九岁了，还是个一般干部，他见面就谦虚地叫我‘老前辈’。这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背景呢？”杜念基问。
“听说他的父亲是总后勤部相当高级别的领导，也是个财务通。文革中受到排挤，曾经被调到我们省军区任副司令员，七七年后又回到总后，八五年就病逝了。”
“哦？他父亲还在我们省工作过？”
“是的，跟省军区张司令员还很熟呢。”
“哦……”杜念基沉吟着。
一家人吃完晚饭，母亲在厨房里忙着洗洗涮涮，陆婷给儿子辅导功课。杜念基就陪着父亲看《新闻联播》，商量了去从化温泉疗养的事情，告诉他黄可凡也要一同去。老人听了点点头，没有说什么，慢慢地瞌睡就上来了。
杜念基决定晚上不回家睡了，自己刚结婚时用的小屋里仍然是原来的摆设，他惬意地躺在床上想着事情。陆婷安顿儿子和爷爷奶奶一起睡了，走进小屋，说：“一看见这里的摆设，就想起我们俩刚结婚时的情景，那时候多温馨，多浪漫啊。”
“得了吧你，要是现在还住在这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你还不得把我骂死？”杜念基笑着说。
“难道我们真的对物质利益有那么多的奢望吗？”陆婷温柔地用手指梳理着杜念基的头发说，“这些年跟着你，我和儿子虽然没有享受到什么荣华富贵，但总算是衣食无忧了。其实一个人吃能吃多少？穿能穿多少？只要生活得舒心一些就满足了，别的还有什么奢求呢？”
杜念基说：“可是有的时候，舒心是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啊。”
“我想起了一个很老的故事：一天，一个富翁悠闲地去河边钓鱼，看见一个流浪汉手里拿着钓鱼杆在一只破船上睡懒觉，就生气地问：你为什么不去工作？流浪汉说，为什么要工作？富翁说，工作可以使你变得有钱。有钱又有什么用呢？流浪汉问。富翁理直气壮地说：有了钱，你可以买房子，买汽车，可以娶到漂亮的媳妇，可以在晴朗的天气里一个人悠闲地在河边钓鱼，舒适地在船里睡上一觉！流浪汉立刻问富翁：那么我现在在干什么呢？他的话使富翁哑口无言。其实，一个人一辈子的需要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却往往像迷途的羔羊一样绕了很大的圈子，回过头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些什么。”
听了妻子的话，杜念基茫然若失，沉默了一会儿才轻轻地说：“有的时候，人做事情并不一定会有明确的目的，往往是由于惯性才那样做的：流浪汉懒惰地睡觉，富翁拼命地赚钱，都是由于惯性使他们一发而不可收。我所处的位置已经使我浑身充满了惯性，注定是停不下来的了。如果一旦停下来，那么杜念基也就不是杜念基了。那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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