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著者所知,女人总避免使用抽象辞句,这一说可从女著作家所常用的字汇加以分析研究而证明。(分析统计方法是西方人所习惯的心智,至于中国人因为普遍的感性势力太大,不耐数字之麻烦,故用统计方法来证明似于中国人有为难处。但倘他能直接地觉察女性作品或言语中所用抽象字汇之稀少,也就够了。)所以中国人近乎女性,常用拟想的具体化来代替抽象的术语之地位。哲学色彩浓厚的字句像“Thereisnodifferencebutdifferenceofdegreebetweendifferentdegreesofdifferenceandnodifference”殆无法正确地翻成中文,翻译者大概只好引用《孟子》上的成语来代替:“……五十步与百步,有何异乎?”这样的代替,丧失了原文的切准精确性,却获得了明晓之意义,所以说:“我怎样会感知他的内在的智质之进展呢?”倒不如说:“我怎样知道他在心上转的怎样念头呢?”之来得清楚明晓,但还不及中国人之惯用语:“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之来得通晓畅快而有力。
中国人之思考所以常常滞留在现实世界之周围。这样促进了对于事实之感悟而为经验与智慧之基础。此不喜用抽象词句之习惯,又可从分类编目所用之名词见之,此等名词通常都需要用意义极确定之字眼的,而中国人则不然,他们大都探取最能明晓浅显的名词以使用于各种不同的范畴。因此,中国文学批评中有许多形容各种写作方法的不同的表衬辞句;有所谓“蜻蜒掠水”谓笔调之轻松;“画龙点睛”谓提出全文之主眼;“欲擒故纵”谓题意之跌宕翻腾;“单刀直入”谓起笔之骤开正文;“神龙见首不见尾”谓笔姿与文思之灵活;“壁立千仞”谓结束之峻蛸;“一针见血”谓直接警策之讥刺;“声东击西”谓议论之奇袭;“旁敲侧击”谓幽默之讽诮;“隔岸观火”谓格调之疏落;“层云叠嶂”谓辞藻之累积;“湖上春来”谓调子之柔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句句都是绘声绘色,有如bowwow(狗吠)PoohPooh(轻视)singsong(慢唱)那套原始式的语言。
如此拟想的浪费,与抽象用语之贫乏,不免影响写作的格调。因而及于思考之式态。一方面固增进活泼之性状,另一方面,他不难退化于无意义的装饰而不具充实之内容,此等缺点为中国文学史上某几个时期的苦闷的罪恶,直到唐代,韩愈始大声疾呼,树起反抗之旗帜。这种装饰文字所谓骈骊文的格调深具表现精确性缺乏之弊病,而其优点为最佳之“非古典派”小说中所表现者,为一种闲游的散文,富有新鲜通俗而含着农村的风味,有似英国文学中之史惠夫脱(Swift)与第福(Defoe)的作品。故从英文译为中文,其中最感困难者为科学论文,而从中文译为英文,其中最感困难者则为诗与骈体文。盖这一类文字,每一个字眼含有一个意象焉。
三、缺乏科学精神
中国人思考特性之详细讨论,已使吾人了然于中国自然科学之所以不发达。希腊人之能奠定自然科学基础,因为他们的心灵本质上是一个分析的心灵,此事实可由亚里士多德时代之灿烂的文明来作证,埃及人发展数学和天文学,都得需要分析的心灵。印度人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法。中国人虽有一切固有的知识,却从未发展文法的科学,而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都从海外输入。因为中国人的智巧好像只知道悦服道德的“自明之理”,而他们的抽象用语像“仁”、“义”、“忠”、“礼”,已属十分普通,他们的精密意义自然而然已丧失在模糊的普遍性里。
周代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子二人遗留给吾们以精确辩论的文体。孟子无疑为一伟大的诡辩家,但他却只注意那些较大的字眼如“利”与“义”。其余像庄子、列子,则竞尚隐喻。墨子之弟子惠施与公孙龙亦为雄健的诡辩家,喜巧设难题以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至谓“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轮不辗地”“龟长于蛇”“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狗非犬”云云。汉代学者虽距战国未远,却于学术上未有新发展,仅致力于前代经书之训诂而已。晋代继之,学者则复兴老庄之学籍其直观以解决人生宇宙之神秘。因而实验一事,从未计及,科学方法更无发展之机。宋代理学家掺入佛学思想,重行笺注孔教著作,制为训育心智、健全道德之规范。他们的治学态度,以能洞晓大义、不拘细节著名。故宋代学者之哲学为最不合科学之哲学,亦竟可以说是根本未有哲学。直至清代才发展一种比较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立刻使清代学术放出空前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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