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之心灵何以不适于科学方法之发育,其理甚显。因为科学方法除了分析之外,常包含愚拙而顽强的苦役的钻研。而中国人则信赖普通感性与内省的微妙之旨,故疏于分析。至于归纳法的论理,在中国常被应用于人类的相互关系(人伦为中国人最感兴趣之题目),在西方往往有流为呆笨之结果,此例在美国大学中尤数见不鲜。就是今日用归纳法所作之博士论文也得使培根痛哭于地下,真是死不瞑目。在中国,大概没有人会那样愚笨,好似写一篇研究冰淇凌的论文,经过不断的努力之后,却宣布其犹豫不决之结论谓:制造冰淇凌所用糖之主要作用为使之甜。或有经过长时期井井有条之研究,发表“四种洗涤盆碟方法之时间与动作之比较”,而复得意洋洋自以为觉察了一个新的学理,即“屈腰与提举的动作是疲劳的”。或则写一篇“棉花内衣霉菌量之研究”,而发表“霉菌数量之增殖,与外衣退去所需时间成正比例”。数年前,报纸上曾登载一篇通信,记述芝加哥有一位大学生,专事精密研究各种书信格式之感动力,结果发觉一大原则,即“字迹愈深,则愈易注目。”
如此愚拙的工作虽在商业广告上或许有用,实际上依著者愚见其效力只等于中国人一瞬间的普通感性与直觉,著者曾见过一幅极精美之插图,登载于Punch杂志中,那插画画着一个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圆桌会议,他们正在把许多解剖了的猪体加以检测,一支寒暑表插在猪头的长鼻孔里,前面则挂着一串珠链,检测结果,乃一致决定:“猪猡见了珠宝,并不发生反应。”这样描写,并不能算作侮辱科学方法。盖路却斯脱大学开松教授(Cason)曾在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家年会中宣读论文一篇,其标题为《普通烦恼之起源及其性质》文中区分烦恼种类至二万一千种之多,其后去其性类相同、重复暨非纯粹之烦恼,最后缩减至五百零七种!他又把这五百零七种分归数类,像食品杂有毛发者二十六种征兆,见了秃头颅者二种征兆,起于蟑螂者二十四种征兆云。
有许多呆笨苦役里头,当然包含着一部分真实的科学功绩。只行真实的科学训练,能使科学家乐于研究细微事物如蚯蚓也有保护的外衣之类,而科学之逐代发展达于今日灿烂光辉的阶段,也自此等细小的发现积累而来;缺乏这种科学眼光而具大量之幽默与普通感性,中国人势必轻视研究蚯蚓或金鱼生活之努力,觉得此等事,读书人不屑为之云。
四、逻辑
再进而谈到中国人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是基于中国人对于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据中国人的观念,是从不可以证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庄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齐物论》里头早已指出人的知识的主观性:
即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暗,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这样的学理讲来,真理是不可证定的。他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即为真理,故真理这样东西,只能在直觉的悟性中感到。中国人虽非明确地同意于庄子的认识论的哲理观念,然在本质上是与之合致的。他们所信赖的,不是逻辑——逻辑从未发皇成为完备之科学——而是或许更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质类似强辩的理论,非中国文学所知,因为中国传统地不相信它,从而辩证术在中国遂不见其发达,欲求科学文字之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表出中国著名批评家辨别古书真伪在争论中所用之诡辩,有许多错误实在幼稚得可笑,但这种错误必须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显露出来。中国人写文章从来未有写一万或五千字以树立一个基点;他仅留下一短短标志让后人来赞许或反驳其真实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欢喜把许多笔记或随笔遗传给我们,里头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学写作态度的意见,也有校正古史错误的记录,也有暹罗双生的轶事,狐仙、虬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闻异迹,杂沓纷纭,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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