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理解。”我连连说。
冬阳要我把书稿拿回去动大手术，改完给晨歌。寒暄一阵，把我送出了烧饼胡同。为了确证烧饼胡同是否真有烧饼，我从另一头走出去，连烧饼味儿都没有，倒是有几家杭州包子铺把我的肠胃刺激得咕咕直叫。和四川包子相比，西湖边的包子实在难吃，北方饺子还行，个儿大，至少填个饱。
2
长安街上道路的宽阔、建筑物的宏大、车流的湍急和人流的密集，摧枯拉朽般让人产生蝼蚁般的渺小感。密集而警惕的警察、便衣和保安让人浑身痒痒，以致于我经过他们的面前时，努力装出一付上对得起党和政府下对得起人民的样子。我在王府井附近闲逛一阵，挤上1路公汽到了西单图书大厦这个中国最大的书店。这里不愧是个免费看书、免费纳凉的好地方。暮色苍茫时，乘地铁到大望路，然后倒车前往红庙。
几年前，李皓和杨星辰再也无法忍受清贫，从位于京郊的单位不辞而别，沦为京漂一族。后来，他们向我炫耀他们上报啦——被单位开除，报上发声明了。
1997年初夏到北京见了两人。李皓在一家翻译公司，没底薪，翻译千把字，可以挣一个盒饭啥的。还去杨星辰的“国际贸易公司”看了看。这是他从外贸公司辞职后刚成立的公司，光杆司令。我探头探脑地进去，吓了一大跳。地下室一间十平米小房，既住人，还办公。阴暗潮湿，散发着霉味，二十四小时开着惨白的吊灯，活像一处法西斯秘密专政场所。惟一有点公司痕迹的，是拥挤不堪的桌子上一台电脑、一台传真和一堆中英文文档，桌椅统统旧货。那个下雨天，天花板不断渗出水滴，杨总不得不在桌子和电脑上盖几张报纸，不停替换。他的生意是将国内小工艺品贴上自己的注册商标销往国外。杨总拿杯给我接水，饮水机活像患上慢性前列腺炎；我一坐下，屁股下的沙发发出哀嚎。我开玩笑说：“这哪是开公司，劳改啊。”
杨星辰苦笑：“劳改还管吃管住呢。哥们要真的撑不下去了，就学《警察赞美诗》里的索皮去。”
当时杨星辰和李皓都劝我留在北京，和他们构成“三剑客”或“铁三角”什么的，我也跃跃欲试，无奈老爸突发中风住院，放弃了。
在红庙站，我四处张望，后脑勺被人一拍，回头看一无所有，几米处一陌生人偷着乐。我正纳闷，脚腕处再被一击，我一个趔趄，顺势向下一看，两家伙正蹲在地上咧开大嘴笑呢。打闹着走向川菜馆。这是杨星辰的意思，先吃饭，再去他“家”坐坐。李皓还是光棍，住在老远的通州。两年不见，杨星辰风采依旧，李皓半头白发。
“一根白一段艰辛！”他叹气，又看着我，“你也憔悴了很多，哪像当年英姿飒爽下流倜傥啊。”
“一毕业七年啦，下岗，失恋，破产，老爸又走了，我容易吗？”我说。
“唉，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大伙惺惺相惜异口同声。
我问李皓：“你还准备考研？你觉得你还不够傻么？”
“职场混，没办法。”他说。
“幸好开公司没要求本科或研究生以上学历，要不我只好孟姜女哭长城啰。”杨星辰说。
走进餐馆，一桌边女子站起来。杨星辰相互介绍：“我媳妇陈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戈瓜娃。（注：瓜娃，四川方言，“傻小子”之意。）”
“也是当年名震校园的走廊歌星。”李皓补充。
“尽拿山里孩子开涮。咋就不说我时代的弄潮儿——下岗职工啥的。”我打趣。
陈菊人如其名，小巧玲珑，淡雅如菊，不像辣妹子。
我们东拉西扯海阔天空，散席时已酒酣耳热，醉意朦胧，进附近小区前，我笑问：“这里登记吗，‘来京目的’啥的？”
“一般填来本小区目的，这取决于你的形象——还好，你看上去不像民工。”杨星辰说。
“工人住宅，没啥可偷的。”陈菊说。
果然那个醉猫一样的保安瞅了我们两眼，没理睬。这是北京常见的老旧红砖楼，我们在黑咕隆冬的楼道里小心翼翼往上走，每走几步，杨星辰就跺一次脚，或者大喝一声，灯就应声而亮，功率不会高于十五瓦。人还没过，又灭了。杨星辰自我解嘲：“这就是领导阶级小区，路灯都舍不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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