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大笑。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聪明绝顶又傻乎乎的丹尼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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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还经常请我去五道口玩。他的公司在中关村科技园，他带我去他公司看了看，又去他住处。他租的房在一个高档小区里，宽敞漂亮，如杨星辰的新房。
一次，他兴致勃勃地拿出几样他去琉璃厂淘来的新东西炫耀，除了一些字画小罗汉瓷器什么的，一个并不起眼的雕花独木圆凳，乏善可陈，花了一千五；一把纸扇，做工一般，扭扭捏捏几个破字：“难得糊涂”，两千！
我当即说他“难得糊涂”，陪他退货去，丹尼尔有些尴尬，坚持说他喜欢。回到客厅里一边看DVD，一边喝他从东京带来的日本酒，然后去附近酒吧轮流喝。主要是城铁旁那几家、清华同方附近两家，我还带他去了我光顾过的“盒子”咖啡馆，一边喝着黑咖啡，一边看古怪的地下电影。这一带高校云集，语言学院也近在咫尺。大国崛起了，五颜六色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一些中国混混浪迹其中。运气好的话，你可以带一个亚非拉女孩回家爱国一番。
有时候喝多了忽然情绪低落，丹尼尔关切地询问我，醉醺醺的我有些失控，就说了我的苦恼。他觉得不可思议。他说如果非买房才结婚美国大部分人都得打光棍，连克林顿都是退休后才买房呢。我没债务，还有点股票，很牛逼了。他说他还有二十万美元的学费贷款等着还呢。
我说我是代罪之身，我犯了“不成功罪”。我用以下几个关键词给他阐释了这个新罪名：Loser，Underdog，Good-for-nothing（窝囊废），他笑得打起啤酒嗝儿来。我说这是女友的苦肉计，逼我成功。丹尼尔觉得可笑，他说如果一个女人爱你就应该无条件。他举例说他出身富豪家庭的母亲当年嫁给穷小子老爸，一起打拼。他小心翼翼地说，西方女性是女权主义者，东方女性好像不够独立。
我呵呵一笑：“她们是选择性女权主义。”
丹尼尔和我碰了一杯：“你说得太对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到了罗马就按罗马人的规矩来。”
我说写作在中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极有可能犯下“不成功罪”，百分之九十五的父母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我这样的罪人。丹尼尔惊愕地看着我，一阵长吁短叹，他说一个人格不独立的女人是不可取的。在美国，人们寻找爱人主要看性格人品；也看经济条件，但不会说出来，更不会作为结婚前提。
至于我的职业，他说，写作不一定发财，但很高尚。美国人不敢说不成功就是犯罪，那是歧视，而且以金钱为单一标准来衡量成功太可笑了。美国一些人一辈子从事社区、环保或宗教工作，收入很少，但很受尊敬。军人消防员收入也不高，却是美国最受尊敬的群体。华尔街的家伙个个都是掘金高手，但没人高看他们一眼。我笑言：“看来你不在乎钱？”
丹尼尔先问我一个似乎无关的问题：“你猜猜我的同学在美国的大公司里年薪多少？”
我有些犹豫：“你们的规矩是男不问收入女不问年龄吧？”
“没关系，现在是我想让你知道。”
我琢磨了一下说：“你们人均年收入是四万美元左右吧，就算名校毕业，刚毕业也就五六万吧？”
“你错了。”丹尼尔摇摇头，两指头摆成十字架，“十万美金的比比皆是。你知道我挣多少？”
“怎么也得这个数吧？你也不傻是吧？”我说。他摆摆手：“我还不到他们一半，我只有四万美金，加上奖金和加班才五万。”
我一算，差不多四十万人民币！难怪他买那破纸扇，也就人家一天工资。钱多人傻，不宰你宰谁啊？丹尼尔接着说：“我在日本一年，中国准备工作两年，然后去新加坡。我在乎钱，但不给自己压力。我还有自己的兴趣——旅游，摄影。”
“看出来啦，有点像Voyeur（窥视癖）。”
“呵呵，可能吧。”丹尼尔拿起自己的照相机晃晃，“我虽然挣的少，但我有更多自由，更有见识！我已去过三十多个国家了。而且，我有些照片也能卖成钱呢。你说，还有啥比同时享受工作、乐趣和自由更美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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