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在不被人注意的时候，她喝下两杯酒去。“我想，我们这些人，是要和中国一同灭亡了！”她突然地说，脸发白，愤怒地、奇异地笑着。
大家看着她。但她，在悲愤和快乐相混合的奇特的情绪里，转身向着窗外。
“我说了！但是我们，只是我们，却要活下去！”她兴奋地想，觉得大家都在看着她，觉得她是胜利了。她底未婚夫，赞美地笑着，看着她。
但在经过了疲劳的、混乱的白天——大家在男家打牌，开留声机和播音机，不停地谈论着——以后，晚上，蒋秀菊又对蒋淑珍哭了。
“为什么我独独这样受欺，这样命苦呢？尤其二哥，为什么这样看不起我呢——你不要说，我知道！他狠心肠，我不感谢……他！自从大哥去后，我们是变成孤独的人了！在这个世界上，安慰是这么少！这么少！大家以为我多快活的！我只有对你！对你！我觉得甚么都不能够挽回了……”底下的话是“我不自由了！”但她没有说，并且她即刻便谴责了这个思想。
“秀菊，秀菊！你底好日子！”蒋淑珍流泪，说。“是的，姐姐，谢谢你，谢谢你！我知道的。”蒋秀菊温柔地、凄凉地回答。她静默了。这个大的静默给她启示，她必得忍受的人生底长途和苦重的、无穷的义务。“是的，他们都这样说！难道谁有错吗？”蒋纯祖在离开筵席以后，走到院落里，在阳光下，想，他问谁有错，他并不肯定谁有错，但总觉得谁有错。“是的，是的，我明白！我要公正，我要好好的！——天啊，给我勇气！我一定要好好地做人！好好地，为了祖国，为了人类！”他向街上走去，走到阅报栏下面，带着年青人底善良的祝福，重新地把报纸看了一遍。
对于西安事变，蒋少祖持着激烈的阴沉的态度。在家里，他时常表现出单纯的乐观。他得到很多材料，紧张地注意着时局，并且活动着。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得到了两个特殊的材料，于是缓和了自己底活动。他判断这个事变将和平解决，他劝年青人说，应该乐观。
十二月二十五日，南京和上海底市民们狂欢着庆祝领袖底脱险，蒋少祖被一个中学邀请，作了一次讲演。他精细地分析了这个事件底各方面，判断说，和平解决，是中国统一底开始。但他自己心里却有着狐疑和苦恼。
“但何必把我们心里的毒药都分给纯洁的年青人呢？”他想。
他显出深深的忧郁与疲劳。他以前未曾有过这样的心境。他觉得他是被什么一个巨大无比的东西拖得太久了；他觉得他是受了希望底哄骗；他觉得，这样匆匆地、盲目的奔跑，是不必的；他觉得他已经经历过人类所有的一切了。他渴望安息，渴望一种不明白的东西。——就是说，他渴望人世底更大的赐予，这个赐予是不可能的。他想：拿破仑也未曾得到过这种东西。
人类底各种思潮，和内心底叛逆的感情，是智识者底弱点。蒋少祖觉得反抗当代底一切是他底义务，并且，是他底权利。蒋少祖活跃地参加政治，然而政治使他迷惑。他认为反抗文化底机械主义是他底使命，走到骄傲的神秘主义旁边，又走到正直的理性主义旁边去。同时在某些方面他又是保守的。他在内心反对着文字改革和年青人底对往昔的无知。有一些时候，他觉得他是神圣的，光明在他内心照耀。另一些时候，他觉得他是错误的，然而相信这种错误是为行动所必需的：他找到了更高的审判，摒绝了内心底审判。就在这些漩涡里，他匆促地生活了十年。中国没有替他铺好平坦的道路。
那种嫉妒的感情是燃烧着，即使在理性底旗帜下也燃烧着；并且，甜美的希望，是诱惑着，即使在内心底神秘的皈依下也诱惑着。他明白他底一切行为都是在这种燃烧和诱惑之下做出来的，虽然这些行为完成了公众底目的。
现在，他疲劳、忧郁、消沉，明白了这些。他觉得他应该宽恕仇敌，而去安静，发现自己。但想到仇敌，因为并非具体的、肉身的仇敌，他底嫉妒和憎恶又燃烧了起来。“诚实地说，谁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它是什么？它要给什么样的文化？并且，社会革命究竟是什么？把革命交给人民，人民是什么？那些无识的人，懂得理想吗？革命以后再启发理想吗？”西安事变后好几天，他想着——大半坐在火盆旁，“比方，对法国革命底评价，不是一般地太热情，因而虚伪了吗？对十月革命，不是也一样吗？造成了少数的特权阶级！在哪里？人们说，人类整体是不会错的！当然，因为一切批评都在人类范围以内，并且，‘它就是如此！’所以，它不会错的！但为什么不承认超历史的批评法则？比方，假如伽太基战胜了罗马，那么人类会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会有怎样的理想？很可能的，伽太基战胜了罗马！那么，我们底生命不是虚无的玩笑吗？是的，虚无的玩笑，匆促的年华、希望底欺骗！无穷的烦恼！什么暴风雨底时代，我明白你了！从去年这个时候在苏州到今天在上海，坐在这里！啊，我有些什么！我是厌倦了啊！我还要受骗吗，让别人去做官发财？”蒋少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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