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格兰人看来，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很土的。在他们的眼里，铜钱可以随意加入铁或者笨重的锡来蒙骗老百姓；但跟外国佬做生意，就不能用铜钱了，一定要银子。当然给外国佬是可以用铜钱的。明朝的时候，大明帝国的皇帝将赏给日本使臣的银子，在最后走人的时候都折算成高比例铁的铜钱，让日本人朝贡贸易无利可图。满族八旗的土鳖进关后，尽管他们捧起了经卷，乾隆皇帝甚至勤奋到一日作诗数首的夸张地步，可是在贸易出口的货币问题上，仍是紧跟明朝皇帝的思路，要想买中国货，拿银子吧。
英格兰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量的银子通过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流入了大清帝国的国库。英格兰人一直在想方设法扭转跟中国贸易的被动局面，东印度公司之外的散商一直在跟大清帝国的法律博弈，甚至将中国皇帝的禁令当成擦屁股的手纸。“嫩实兹”号就三番五次地到澳门与广东之间的小岛屿上，跟中国的不法商人勾结走私鸦片。对于英格兰人来说，鸦片不用消耗国内的白银，因为这些鸦片都产至印度。殖民地的印度奴隶可以大面积种植，殖民政府只要让那些奴隶吃饱就行，成本相当低。
潭仔岛，这个地方是一个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孤零小岛，在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它却是英格兰人走私鸦片的一个中转站。早年是荷兰人、西班牙人在这个地方向中国商人兜售鸦片。英格兰人为了改变贸易格局，以“嫩实兹”号、“凤凰”号为首的所谓散商，也盯上了潭仔这个地方。“凤凰”号当年到潭仔就让葡萄牙人很不高兴，因为葡萄牙人的鸦片生意中突然冒出了与他们有百年仇恨的英格兰人，尤其是从孟加拉来的商船。葡萄牙人严重怀疑停在潭仔的商船就是走私鸦片的，于是采取了抽取重税的办法，打压潭仔的秘密鸦片交易。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一直遮遮掩掩。当年“嫩实兹”号做了亏本买卖后，让东印度公司很没有面子。现在东印度公司已经收归国有，国家大规模贩卖毒品是说不过去的。东印度公司采取了给散商供货，让散商贩运鸦片的模式。为了约束散商，通过票据的方式让散商将鸦片先行抵押划账。当“凤凰”号的船长史蒂文森气鼓鼓地贩运一船鸦片到潭仔的时候，遭遇到葡萄牙人的刁难，后来不得不到一个名叫燕子湾的地方秘密出售给中国商人。燕子湾成了英格兰人走私毒品的据点。
英格兰人一直希望跟大清帝国建立畅通的贸易关系，可是中国的官员考核体制以及满族八旗的奴化政治，导致官员骨子里的官场不确定性心理，因此在为皇帝捞银子的时候，一定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捞银子留足后路。在欧洲、东印度横行霸道的英格兰人，在广东三番五次遭遇了奴才的奴才刁难，让他们深感小鬼难缠，苦不堪言，自然正常的贸易成本加大，加上茶叶的不可替代性，导致英格兰人的银子哗啦啦流向大清腰包。为了缩小茶叶生丝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为了留住大量的白银，巩固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英格兰人撕下虚伪的面具，鸦片走私疯狂成了必然。
1787年，邓达斯派卡思卡特中校出使大清帝国的那一年，东印度公司通过散商走私鸦片已经非常疯狂。新上任的康沃利斯勋爵为了向枢密院表功，加大了走私鸦片的力度。1787年的4月30日，康沃利斯勋爵专门给广东的管理委员会写了密信。信上嘱咐说“布鲁埃尔有200箱鸦片交‘蒂龙号’载运”。很快康沃利斯勋爵又写信，说这位布鲁埃尔除了“蒂龙”号上的200箱，在“资源”号有205箱，“兰斯多恩”号有135箱，这些鸦片已经抵押给孟加拉的东印度管理委员会了。一个大毒枭跟一个高贵血统的英格兰勋爵做起了毒品生意。不难看出，英格兰人的官员考核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钱。
在东印度公司的绝密记录中，有一长串触目惊心的数字：1780年，鸦片的价格在200至240西班牙银元；1781年涨价到240至300元；1782年，鸦片供应量突然增多，价格下降，东印度公司1400箱售价210元，只有200箱价格在250至290元；1783年价格上涨到270至300元；到了1784年，价格再度回落到210至240元；1785年，东印度公司调整策略，控制种植量，价格一下子提高到320至500元；1786年，东印度公司急功近利，投入1300箱，价格也降到388元，事实上，这一年散商疯狂，以布鲁埃尔为首的大毒枭走私不下700箱，这一年流向中国的鸦片总量超过2000箱；到了1787年，有康沃利斯勋爵撑腰，大毒枭更加疯狂，这一年流入总量超过2000箱，价格下降到320至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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