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杭州女郎常与际云先生谈及蟋事。每当谈到她资助的虫迷在会斗中如何取胜时，她那白若凝脂的脸上浅浅的酒窝里也溢满了笑意。际云由此推断：此女玩虫，纯为取乐。
世界上最高明的外科医生也难以解剖美女的心思，就连弗洛伊德那样的哲人恐也难准确判断丽人的心理。我猜度，这位“千万富姐”觅蟋不摆赌局是真，但是否还有更高层面的情感需求。抑或是她在一些“奶油小生”身上寻不到大丈夫的气概，却从这小虫身上获得了某种精神的满足；抑或她本是一外柔内刚之女子，想从勇猛的小精灵身上，捕捉雄性的元气、勇气与志气，以使她在激烈如战场的商海中，高扬商帆，再图大举……
讲排场，爱面子是一种极具普遍性的社会意识行为。除精神病人和植物人，概莫能外。国内外一些文学巨匠，早巳把人的虚荣心刻画得入木三分。
斗蟋之戏，从兴起那日起，便成了国人中某些玩家们展示虚荣心的一个窗口。
民国时期，津门的寓公遗老在参加蟋局时，常乘坐四人抬的雕花镶玉的太师椅，由家丁前呼后拥，招摇过市；他们装蟋罐蟀盆用的红木大圆盒也满身珠光宝气。主人进得斗局，在斗厅两侧的华室内，朝烟榻上一躺，就云里雾里，并不把斗厅里的胜负放在心上，赢了算是意外小钱，输千把两银子也不在乎，要的是这种派头……至于斯时京都中的巨卿军棍、财阀寡头在坐庄斗蟋以及拜祭虫王时的摆阔程度，更胜津门一筹。
当今的文学作品，比起万花筒般的社会现实，总显得黯然失色。诚如歌德所言：“现实比我的天才更富有天才。”
一位真正的虫迷，向我讲述了一则当代大款斗蟋摆阔的轶闻，惊得我口舌打结，半晌无语。
上海一资产逾亿的民营老板，与外地一资产相当的豪富，相约在一黄道吉日，于杭州某大宾馆举行两虫相斗，并言定只重友谊，不下赌注，一局分胜负。
这沪上老板从宁阳买得一只“红头金翅”虫王，已试斗六场，连战皆捷。从沪上出发那天，民营老板偕其女秘，操芡手及扈从等一行十数人，分乘六辆顶级豪华轿车，护送“红头金翅”赴杭。这老板知雄蟋喜“一夫多妾”，早已让手下人在雌蟋中，精择了5位“美媛丽姝”，让红头金翅在决斗前随时“采阴补阳”。老板焉能亲自上阵，他的操芡手，乃月薪3万元雇得，并许诺赢后再付重金。此操芡者乃“蟋林”高手，操芡时“诱、提、掺、抹、挽、挑、换、带、上锋牵、下锋牵”等十八般芡法，莫不心手相应，神乎其技……
为一只小虫，如此兴师动众，大摆派头，这与当年“蟋蟀皇帝”宣德为得胜之虫“披花游宫”可堪伯仲，异曲同工，也可足令民国时期京都津门的阔佬权贵斗蟋摆阔的场面相形见绌。当今绿茵场上最负盛名的罗纳尔多，拳击场上头号拳王泰森，出场比赛时，也决没有这种阔气，这种派头……
如今体育比赛项目中的举重、拳击，级别。斗蟋比赛，自明清以来，也是按雄蟋的体重来进行竞争的。因小精灵体重太轻，只得用“毫戥秤”来称其重量。斗蟋是以“厘”作为最大计重单位的(100厘等于按16两计斤的老秤的一钱)，八厘蟋即称得上重量级选手了。
赌博的精义，就是人瘠我肥。有的赌徒为在那瞬息悲欢，倏忽成败的博局上追逐运气，常在小精灵的体重上用尽残忍。为减轻小虫体重所采取的种种手段，行话统称为“笼形”。在开斗前一天，有的虫主仅让斗虫食半饱并绝水，可使虫重下降一厘。斗蟋在饥不择食时有时会吞食同类，赌徒这样做的目的，既可减轻小虫重量，又使小虫在交斗时如饿虎扑食。有的虫主，还把斗虫从老盆换入干燥的新盆中，投进于燥剂，并用纸张裹严投入木箱，一囚禁便是半天，使喜欢潮湿的小虫体重锐减。还有些赌徒，在赌斗前，把虫罐放进80°C高温的热容器中，进行热处理，使虫体脱水而减重。这时虫罐内的温度，比当今的桑拿浴室还要高出许多，人在这种温度里会身热如焚，怕冷怕热的小天使哪堪受得了这种折磨，它们辄是从“热囚”里放出搏斗一场，即魂归西天……
任何伪装都抵不过真实。赌徒们往日那种百般豢养、千般呵护、万般珍爱小虫的面纱，此时已被金钱的欲火烧得一丝不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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