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流星的一根筋，让她越发走进了难堪的境地。当她已经意识到她完全可能面临着下岗的威胁时，她依然没有和我说什么。而眼下当她遭到这样的不测时，她才感觉到门庭的冷落。而短时间内她的全部收入，已经成了支撑我们生活的唯一来源。
她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那种压力清晰地传递给了我。
9
既然已经回到了故土，我准备去已经同意接收我的单位先报到再说，以免生出变故。
出租车沿着和平大道缓慢地行驶着，我去寻找半个多月前，我回到故土时曾经去过的地方。
道路两侧的景物不时地向我的身后飘移，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步入了十里雾中。
道路的两旁让我感觉到了陌生，是那种熟悉的陌生，这里半个多月之前，还唤醒过我出国前的记忆，甚至是唤醒了我儿时的稚气。道路两旁的巨大法国梧桐的枝叶，像是一顶顶富丽的皇冠，张扬在宽阔马路中央的上方，多情地遮挡着紫外线的辐射，枝叶深情地相互拥抱着，像是恋人的缠绵，像是情人间在窃窃私语，更像是久别了的夫妻欢快而尽情地享受着对方裸露的滋润。夏日里那巨大的阴凉，总是无私地庇护着它身下悠然走过的生命，每一个生灵都自然地感受着它的呵护，吸吮着它充满自然的爱。
此刻，道路两侧的风景已经老去，取而代之的是拆迁后还没有运走的瓦砾泥沙和被连根拔起已经姿色不再的梧桐树……
我沿着这条路走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经济研究所的踪迹，我已经意识到它一定是加入了被拆迁的行列。我已经不可能在这里寻觅到它的踪影，感觉到它的高大。我无奈地拨通了流星的手机。那里原本同意接收我，那是因为流星在帮我。如果不是她找到了她的一个同事的爸爸帮忙，我作为一个没有任何门路的海归，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艰难的就业形势下，我是不可能找到那样的接收单位的。我当然明白这一点。
我是很看重这一就业机会的，如果真的到了那里，我总算是学有所用。
我拨通电话之后，流星也感觉到吃惊，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她是无奈的，她对那里的了解，还只是停留在她住院之前，那时，经济研究所还没有拆迁。她拨通了那个人的电话，都说了些什么我并不知道。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流星又一次通了电话。她让我先返回医院，我从她的话语中，已经感觉到了她情绪的变化。我意识到一定是有了麻烦。可我无法想象会是怎样的麻烦。
流星仿佛并不着急。她谈论着与这件事毫无相关的话题。我急不可耐地打断了她的话。我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是因为拆迁而有了什么变化吧？”
我是在向她发问，当然也是在向自己发问，是在内心里发问。我有些忐忑，有些不安，有些惶惶然。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流星半天才和我说出一句话：“别找了，经济研究所你去不了了。”
果然不幸被我猜中，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我立刻便感觉到唇焦口燥，厝火积薪，尽管我并没有说多少话。
我回到了流星的身边。
她终于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我。
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一宁对接收我这样的一个海归已经没有兴趣。他公开的理由是事业单位的改制已经迫在眉睫，所内人员的流动已经全部冻结。
我明白了，即便是那个单位不被拆迁，即便是我在那栋楼里真的见到他，也只能给我留下腥膻的记忆。可是我并不知道流星说的这个理由究竟是不是我被拒绝的真正原因。
我不忍心给病中的她增加更多原本就不应该由她肩擎的负荷，她的肩膀实在是太柔弱啊。
我极力掩饰着自己心中的不快，主动回避着刚才那个话题。我感叹着和平大道两侧的拆迁。为什么会这样疯狂，为什么会这样无所顾忌？为什么道路两侧那么好的建筑都被一股脑地拆掉了？是有什么大的项目要在那里兴建？
我下意识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流星半天不语，我感觉到不解，还是不时地追问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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