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麦说：“恐怕他未必有这份善心。他要是心里有咱老百姓，也不会扒开黄河了。”
徐秋斋说：“咱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不是为了抗战，他要是再不管咱们，那可就太违悖天理了。”接着他又叹着气说：“唉，人到这个时候，思家的心更切了。好在路能通了，赶快回老家吧，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心思干了。”
三个人一直谈论到天亮。街上又响起了锣鼓声。徐秋斋无心睡觉，也不想去摆代书摊子，喝了一碗玉米糊糊后，拔起腿又到城里打听消息了。
西安市东半个城住了黄泛区几万难民。这些天来，从难民中传来了各种消息。
有人说：“政府马上要难民登记了，西安火车站准备每天发出两列火车，专门运送难民回乡。”
还有人说：“政府要发难民免票证了。大人小孩每人发一张，有免票证，什么火车都可以坐。……”
可是尽管大家说得有鼻子有眼，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徐秋斋几乎是天天都到火车站打探询问。可是每天只看到一列列的火车里，塞满了国民党的军队，汽车、大炮、装甲车也都装在火车上向东开去。连普通的客车都让当兵的占用了，更不用说运送难民的列车了。
人们的兴奋热烈情绪，渐渐地变得冰冷了。初开始，他们以为日本投降了，从此要天下太平了。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首先，胡宗南把他们第一战区的军队，连夜运到洛阳。紧接着，蒋介石又要运送八十万大军到东三省、华北和江南，准备打内战消灭共产党。难民们还乡的希望变得渺茫了。这时大批的机关和公务人员，也都蜂拥般搬迁东下，有些原来内迁的工厂和大商号，也纷纷迁移回上海、天津等地。西安的街上变得冷落了。只有黄泛区的难民，每天踯躅在街头，无家可归。
当片片黄叶飘落在西安古城墙下时，徐秋斋变得沉默寡言了。他本来是个性格豁达的人，又是个“恕道”思想很浓的人。他笃信人应该有“仁爱之心”的主张。他觉得处世对人，应该“推已及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对人的过错不必苛责，要有宽恕、原谅的胸怀。他常说：“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长，对人不必求全。”
前一段，由于胜利后的欢欣喜悦心情的驱使，他对所有的人都采取一种宽恕心情。就连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这样大的罪恶，他也采取了宽恕态度。他曾经劝李麦说：“当时日本鬼子刚打进中国，他们慌了手脚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以后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平日子就行了。”可是通过胜利后这一年的忍耐、等待和观察，徐秋斋心里对蒋介石存在的一点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从报纸上看到，他们为了排除异己，不顾老百姓死活，又打了内战。当官的抢着“劫收”，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包庇汉奸。听说像海骡子这样的汉奸，居然摇身一变，在开封又当上国民党的交通警察大队的团长。对于黄泛区的难民却弃置街头，不理不问。看到这些情况，徐秋斋心灰意冷了。他心里想着：“看起来老蒋的气数是该尽了，抗战八年他支撑过来了，一个‘劫收’却把人心‘劫’完了。”徐秋斋变得沉默了，有时甚至变得愤怒起来。他每天经过中正门时，总要对着城门上挂着的那幅蒋介石的大幅画像，鄙夷地骂一声：“民贼！”
七月问，从家乡又传来了消息：黄河花园口的口子打住了，黄河水又向东顺着故道流向大海。黄泛区的十六个县全没有水了，八十里宽、一千多里长被淹没的土地，现在都可以开荒种庄稼了。紧接着又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在黄泛区的共产党分区政府出告示了：为了鼓励开荒，重建家园，黄泛区的荒地，谁开谁种，谁种谁收，三年以内不完粮纳税。……
对于黄泛区逃荒在外的难民来说，这些消息比之抗日战争胜利，更加使他们激动和兴奋。西安市的东半个城住了几万难民，他们奔走相告着这个消息，变卖家具，收拾行李，都准备着东下还乡。
就在这时候，陈柱子从咸阳来西安打听消息了。
他来到徐秋斋的窝棚院子里，见到了徐秋斋、李麦和梁晴。大家多年不见，互相攀叙着，亲热了一番。徐秋斋问：
“你们开的饭铺生意怎么样？”
陈柱子说：“大叔，现在生意没法干了。物价天天飞涨，上午卖几个钱，下午就得赶快去买成粮食，要是当天买不到粮食，过一天，一百块钱就变成八十了。日本鬼子投降时，我那个小饭店还存了八石麦子的本钱，就这一年多，八石麦子全赔进去了。另外苛捐杂税也太厉害，一个月儿十种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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