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小说，就得有小说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是民族的。小说的语言、结构和叙述方式，有着民族传统的强烈色彩。巨幅历史画卷、农民群像长卷、民族之魂写照，这些已经显示出《黄河东流去(273)》作为“中国式小说”的基本特征。但是，作为创作的总体追求，小说还有多方面的特色。
充分地反映出上述特征并且成为全书血肉的，是小说绘制了民族生活的大幅风俗画卷。这画卷，既显示了深远的民族文化传统，又能创造了弥漫全书的民族生活的氛围。作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相对地说，农村保留得更多更充分些，黄河流域中原城乡，从风物到风俗，以至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几乎处处保留和积淀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如同随处可见的秦砖汉瓦，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已经渗透进农民的潜意识层了，以至成为不知不觉的习惯和印记。这些习惯和印记成为区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人群的显著标志。
李准十分看重这一份文学宝藏。在小说中．这份宝藏经过李准的开发成了色彩独特的绚丽花朵。不仅赤杨岗人在黄水到来前的农家日常生活习俗的静态写生，表现了大量的风俗细节，在赤杨岗人从家乡逃难到洛阳、西安、威阳，一路上顺手信笔画了丰富的风物风俗速写画，中原城乡的历史沿革，美妙的神话传说，以至农村生活的禁忌，农民及其他五行八作的生活方式，都被绘入了黄河流域流动的风俗画卷。小说的风俗描写还生动地体现在人物的活动背景和行为方式上。最具民族性格特征的徐秋斋，这个乡村落魄知识分子的观念体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语言声口，生动真切地显示出人物的生活环境所具有的文化背景，透露出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中独特而又深邃的内涵。这位老人身上所具有的民族性是这样鲜明和强烈，以至于可以作为一种中国人的代表和符号来看。
《黄河东流去(273)》最堪称作“中国式小说”的地方是它找到了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即通过解剖中国社会的细胞——家庭，通过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来把握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形式，特有的伦理道德，人和人的关系，以至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和背上的沉重包袱。这一点，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艺术体现。
《黄河东流去(273)》展示了一个家庭序列，具体而细微地揭开了农民家庭的秘密。在农民的草屋里，甚至在黄水浩劫中临时围成的“新房”里，在车站旁边的难民茅棚里，在私奔男女的途路中，都是那样充分地显示出缜密牢固的家庭结构，质朴而又丰富的感情联系，毫不含糊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
仅以爱情方式为例，老一代的，如李麦与海青牛的，长松与杨杏的，王跑与老气的，海老清与老伴的，固然是中国传统式的；即使年轻一代的，包括梁晴与海天亮从两小无猜到八年等待，爱爱的选择，蓝五与雪梅的私奔和殉情，春义和风英的离异方式，也都是深深打上传统的爱情婚姻方式的烙印。
如果把这些置于同世界各民族的对比中来认识，那就是再鲜明不过的特点了。只要一窥这种家庭生活的天地，人们就会说：这是中国人！
历史画卷、人物群像、民族灵魂、风俗画卷，这一切的成功，实际上已经包容了并且赖于艺术表现上的独创性。《黄河东流去(273)》在艺术上的民族特色是总体性的。从文学继承的渊源关系来讲，说它笔法得益于红楼，章法有似水浒，是有道理的。它的语言是文学性很强的语言。叙述语言，见环境气氛，不见人物性格。人物对话，有个性特点。笔法凝练，重在传神，富有韵昧，但又是地方特色根浓的语言。吸收大量口语，朴实生动，教授学者不觉其野，识字不多的不觉其文。小说的章法，是根据表现对象所进行的创造，以各个家庭为独立中心而形成的若干板块，七户农民的逃难流浪史形成几条线索互相交叉，故事曲折而又隔而不断，脉络清楚，有头有尾，最终以团圆结局。这种组织情节结构的组织方式，显然是受了水浒等古典小说的启示和适应传统审美心理的要求。
在小说创作中，追求民族特色，是新文学的一贯主张。但是，近年来，人们的兴趣似乎更着重于对新手法的尝试，而这新手法似乎又着重在借鉴西方现代派。引进、借鉴和求新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决定于表现对象的特点和作家的条件，也决定于读者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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