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准所以把《黄河东流去(274)》写成一部中国式小说，追求民族特色，是在清醒地把握了表现对象、欣赏对象和自己以后的自觉地抉择。他认为“我们文学‘仓库’里的精华既没有用完，也没有过时，中国的文学史是三四千年的历史，可供我们吸取的营养太多了，我相信它会发出新的光辉。”在文坛一片创新的声浪中，他的这些看法和追求并不是保守，而是要在创新的合唱中，直面中国最广大的读者和听众，唱出与他们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相适应的具有中国风味的，蕴含着排鼓和铙钹那样明朗节奏和雄浑气概的，同时又飘逸着丝竹和唢呐那种缠绵悱恻的韵味和高亢激越的旋律的曲调。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付诸艺术实践，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吸收外国文学中有用的东西，比如心理刻画；同时扬弃传统写法的一些弱点和不足，如情节的戏剧性和过分夸张的手法等，他写出了在形和神两方面都是十足的中国的山水，中国的气味，中国的人物故事，中国的风格和气派的大作品来。
个性化的作品
当我们说《黄河东流去(274)》是一部中国式小说的时候，实际上还指出了小说的另一特点，即它更是一部李准式的小说。这里有参照系的不同。第一个评价是把小说放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来比较的；第二个评价则是放在中国文学之中来比较的。这两个特点在根本上说又是二而一的。对李准来说，尤其对《黄河东流去(274)》来说，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是同时获得的。
《黄河东流去(274)》体现了李准长期形成的创作个性，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这种优势除了他长于写农村写农民，坚持现实主义之外，就是他对民族形式的熟练掌握。在这部小说中我们最直接最强烈的感觉是他善于塑造性格化的人物，运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这其中包括，精熟的白描，传神的细节，闪现性格碰撞火花的对话，“闲笔不闲”的议论和抒情，极富幽默感和平易家常的叙述调子。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他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又发展了新的风格因素。这主要是心理刻画和抒情性、哲理性的加强。
心理刻画的加强是从上卷到下卷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不只是描写份量的增加，主要是对心灵开发深度的加深。李准在小说中所作的是对中国农民心理的潜意识层的开掘工作。但他并不喜欢作静态的冗长的心理刻画，他让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的波澜与社会外在情节事态的发展扭结在一起，让心灵走进情节之中，不仅准确地表现了中国农民的心理特征，同时在全面深刻地展现中国农民的宽广世界方面是一种开拓。
提到小说的抒情性很容易勾起人们对许多篇章和片断的温馨回忆。李准说他“太热爱”他的农民兄弟了，这种情绪一直流露在他的笔端。《黄河东流去(274)》不愧是史，更不愧是诗，面且有着浓郁的诗意。这是生命的诗意，是人情的诗意，是生活的诗意。小说不仅写了苦难，还写了难民的许多机智幽默的故事，写了他们的笑声。特别在写到农民家庭成员之间和乡亲邻里之间的患难相依，生死与共的感情联系时，他忍不住由衷的赞美之情，即使在写到成了难民时的农家生活场景时，他也总会有生花妙笔解颐妙语。这种抒情性，使得难民的八年流浪史成了一支有血有肉的生命之歌。
对哲理性的追求是李准在新时期的创作中十分着重的一点。《黄河东流去(274)》就是产生于“‘思考的一代’的序幕中”。它是作家在思想解放时代思考的结晶，它的创作动机也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思考。这种思考在作品中转化为对哲理特色的追求。小说哲理性的直观的具体表现是作家直接走进情节结构之中。抒情识论，其中不乏史评家的真知灼见，艺术家式的画龙点睛之笔。但主要的是作家对整个题材的哲理内涵的开掘。作家站到了历史的制高点上，采取俯视生活的角度，用现代意识去烛照历史。于是，他找到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命运和灵魂，同时也找到了历史浩劫发生的原因及其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反映出李准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从李准在创作过程中对他的人物的热情和兴趣的变化，可以窥探到他在这方面的轨迹。
心理刻画、抒情性、哲理性这些创作上的新特点新因素，溶入他原有的风格之中，从而使他的个人风格有了新风采。这种新的吸收和溶入，是作家个人走向成熟和整个中国文学走上成熟的条件和标志。
李准以《黄河东流去(274)》的创作回答了当代文坛中许多引人注目、论争激烈的问题。因此，它所提供的经验格外值得重视。它有力地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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