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天钻青纱帐耪地，就像笼屉里炯饭，进垅就是一身汗，他却不受这个罪；一城两头，各耪三丈，精工细作，草刺儿不剩，就像入洞房的新郎倌，光头净脸。但是，深入垅问，他可就骑着锄杠跑，雪亮的大锄草上飞，只把青草吓一跳。地主打着旱伞下地查垅，一见他的地头地脑有如大姑娘雕花绣朵，便赞不绝口；他摸透了地主的脾气：身穿纺绸裤褂，脚下皂鞋白袜，才舍不得入垅蒸一趟。所以他虽然弄虚作假，却面不更色。
土改的时候，运河两岸隔河为界，西岸是国民党的地盘，东岸是共产党的天下，沿河村庄，两家拉锯。出头的椽子先烂，花轱辘藏头裹脑不站到风口上，可是天天半夜三更找工作队队长吴钩说体己话；他在地主家从小到大二十年，地主家的五脏六腑都瞒不了他的眼睛，节骨眼儿上给吴钩点明透亮，吴钩也同意他躲在幕后，于是顺藤摸瓜，把地主家隐藏在耳朵眼里的浮财，都挖得一干二净。他唱完了红脸又唱白脸儿，装神弄鬼又到地主家通风报信，把工作队的一些芝麻绿豆大的机密，羼糠拌水，真真假假，透露给地主家一星半点，少吃了几回眼前亏。土地分到了手，他偷偷去见老东家，扮出一副不忘旧主的憨厚模样儿，面带愧色地说：“这几亩地虽然分给了我，我可只当是您的佃户；完秋之后，我必有一份人心。”那个老地主十分满意，笑眯着肉泡子眼，说：“咱们老东旧伙，不姓一个姓，可像一家人；等那几亩地打下粮食，二五平分吧！”还乡团从河西岸反扑过来，没有一家贫雇农不遭殃，只有他的门上贴着老地主的护身符，一根鸡毛也没有损失。等到完秋，国民党已经大势去矣，还乡团灰飞烟灭，他一粒粮食也没有交给老东家。
手上有几亩地，就有人给他保媒：一个是贫雇农家的黄花闺女，人过门地不过门；一个是河边渡口开鸡毛小店的年轻寡妇，不但随身带着八亩好地，扒倒小店还有几间的砖瓦木料，可就是名声不大好听。他过了秤又过尺，加减乘除，还是招财进宝，娶了那个作风不正的小寡妇。小寡妇进门以后，他施展水磨功夫，有文有武，有软有硬，斩断了小寡妇跟那些旧肾清人的藕断丝连，改邪归正。这一来，他人财两得，如鱼得水，小日子过得火盆似的，在鱼菱村的穷哥们中也算出人头地。
当年那个土改工作队队长吴钩，解放以后进了京，当上市委农村工作部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下到鱼菱村试点办社，跟花轱辘磨破了嘴皮子，劝他出马带头；花轱辘一会儿嘻嘻哈哈，一会儿哼哼唧唧，虚晃一招，就跟吴钩转影壁。强扭的瓜不甜，吴钩也不想赶着鸭子下河；他仍旧一心直奔三十亩地一头牛，妻儿团圆热炕头。谁想，吴钩被打成小脚女人，他见势不妙，赶快入社。又过了两年，吴钩忽然被划了右，他跟西院的邵正大搭伴，左手提着一只肥母鸡，右胳臂挎一柳篮子鸡蛋，到北京看望吴钩。他们一进门，就被整风反右办公室扣留，要把他们带到会场上，面对面把吴钩数落一顿。邵正大是个牛脖子脾气，大吼一声撞开门就走；他吓得腿软，乖乖上阵，跟吴钩撕破了面皮。
回到运河滩，邵正大早在鱼菱村口等候多时，两人一言不合动了手，邵正大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三天下不来炕。几辈子的邻居，一个长工棚子里滚大的弟兄，翻脸成仇了。
吴钩被发配到运河滩的一个农场劳改，又是八九年过去，天下大乱，从北京下来一伙造反小将，大造农场的反。吴钩被关在牛棚里打得死去活来，邵正大带着儿子邵火把，夜入牛棚，抢救九死一生的吴钩，躲进青纱帐。造反小将追到鱼菱村搜捕，花轱辘的儿子杨吉利，正想大出风头，就加入北京战友的行列，把邵家砸了个稀巴烂。几天之后，造反小将得胜回京，邵家父子也从青纱帐回村，杨吉利已经拉起一哨人马，就给邵家父子挂上黑牌，戴上尖帽子，敲锣打鼓游街，给他爹出了气。
杨家走十年红运，邵家走十年背字儿。本村有个俊俏姑娘叫于芝秀，偷偷跟邵火把相好已经五六年，只因邵家是个黑牌户，爹娘犯嘀咕，两人订而不定。杨吉利也看中了于芝秀生得俊俏，就托人到于家说媒。干芝秀的爹娘只看杨家眼前兴旺，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胳臂拗不过大腿，于芝秀只得嫁到杨家去；木已成舟，邵火把也只得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于是，两家的怨恨，父传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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