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乱那十年，京郊的集市被横扫一空；锦囊娘子已经很不年轻，早被村里人尊称锦囊大婶，可是手长脚快，不减当年；她跨出北京地界，跑河北省境内的自由市场。鱼菱村的工值，年年落价，一个强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杨家老少几口，没有锦囊大婶东奔西忙，吃穿得愁断肠。
要想走出围、追、堵、截的鱼菱村口，头上得撑起一柄大红伞；锦囊大婶虽然是自由市场的老客，却不忘驱赶老伴和儿子跑在学大寨的前列；花轱辘老头当上活学活用的标兵，他们的儿子杨吉利更当上政治队长，锦囊大婶跑自由市场也就四面八方，畅通无阻了。
支农代表和学大寨工作队，都把杨家当成堡垒户，进村先派他家的饭，这可烦死了锦囊大婶。她一怕露馅，二怕麻烦，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河滩上挖野菜，园子里捡烂菜帮子，大锅一熬，吃忆苦饭，支农代表和学大寨工作队一上饭桌子，不禁心里发呕，却又不得不装出庄严沉痛的神色，硬着脑皮，捏着鼻子喝几碗。等他们一走，锦囊大婶插上门闩，顶上门杠，切面、烙饼、包饺子；忆完了昨日的苦，全家另享今”的甜。从此，支农代表和学大寨工作队不敢再到杨家派饭，还得夸杨家阶级觉悟高。
锦囊大婶虽然已经是个干巴精瘦的小老太婆，但是仍然残存着昔日的风韵神采，穿着打扮也不肯土气；女儿天香穿旧的衣衫，她都照搬在身上。这些衣衫买自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又是上海服装店出品，描得出少女婀娜的身姿；风吹日晒褪了色，花儿草儿的还有几分鲜艳。有钱难买老来瘦，锦囊大婶五十几岁不发胖，穿起时装正合身；若再蒙上女儿天香那藕荷色的头纱，冷眼一看后影，还只当是谁家的新媳妇。锦囊大婶也真是人老心不老，花轱辘老头喜欢穿农民的老式裤褂，被她指鼻子剜眼一顿数落，只得四季都穿儿子杨吉利的剩货，外貌颇像城里工厂的老师傅。
心快眼尖钻空子，是锦囊大婶的独到之外，花轱辘老头也不能不佩服她棋高一着。
这时，高墙那边的西院，邵正大跟吴钩大喊大叫，吴钩劝不转这头十八匹马也拉不回头的犟牛；花轱辘老头乱了方寸，锦囊大婶却十分镇静，想出了妙计安天下。
“兵贵神速！”锦囊大婶把花轱辘老头从地上搀架起来，拍了拍他身上的泥土，“快把吉利找回来，叫他给老正大服个软儿，老正大这个人脸热，不会跟晚生下辈一般见识；两家讲和，咱们也不失身份，没丢面子。”
花轱辘老头遵旨，跑出门去。
“小师傅，有劳你的大驾。”花轱辘老头满脸堆笑，向吉普车的司机点头哈腰，“我要把我的儿子接回来，跟你们的吴社长，他的吴大伯吃顿团圆酒饭，求你开车跑一躺。”
“大伯，上车吧！”年轻的司机爽快地答应。
花轱辘老头坐着汽车接儿子，从北到南穿过鱼菱村的一条街，神气十足。
杨吉利已被削职为民，不再当政治队长；从高人一等，落到等外劳力，低人一头了。
过去，嘴皮子开花，舌头尖子取贵；溜溜达达，十分到家，游游逛逛，工分上帐。丢了乌纱帽，就得下地卖力气，他可舍不得劳其筋骨，汗珠子摔八瓣儿：便自己落价，跟花甲古稀之年的老人一起遛马，每日只挣六分。拉了秧的黄瓜卸了任的官，杨吉利仕途失意，整天愁眉苦脸，忿忿不平，一脑门子丧气。
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自打杨吉利落生之日，就顶在头上，捧在手里，甘当儿子的牛马，把杨吉利娇惯得咬群抓尖儿，自命不凡，好出风头。他念中学，造反起家，回村以后，又以鹦鹉学舌，左嗓子唱小靳庄的高调儿，写诗成名；不费吹灰之力，扶摇直上，荣任政治队长，更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梦想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当上“全民所有”，不吃毛粮，铁秆庄稼，旱涝保收，货真价实的长字号人物。明明是碟子里孵出的豆芽儿，却自以为是一棵栋梁之材的大树。
杨吉利眉眼透着鬼头，其实不到家；前扑后咬得罪人找他，大学选拔学员，工厂招收壮工，全都没有他的份儿，还美其名曰工作需要，对他重用。连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都看出了其中有鬼，他却鬼迷心窍，还呵斥他的爹娘私字当头，没有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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