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走了背字儿，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只觉得满腹委屈，怨天尤人；生怕儿子一口气窝在心里，得了臌症，有个三长两短。轿车的骡子单喂，吃穿都把杨吉利供在上席，老少三辈拔头份儿；但是，杨家毕竟已经今非昔比，灶王爷和灶王奶奶虽是一家之主，却也不是金口玉言；两片刀子嘴的女儿天香，一身占全骄娇二气的儿媳妇于芝秀，都不给杨吉利好脸色，杨吉利吃口东西，也是打脊梁骨下去。
花轱辘老头乘坐吉普车，指手划脚，穿村而过；就像宫轿行街，惊动了家家户户，男男女女都跑出门来观看，沿街一条人巷。
“看见我家吉利了吗？”花轱辘老头从车窗里探出身子，逢人便问。
“这是谁的汽车呀？”人们反问他。
“是公安局的逮捕车吧？”有人跟他开玩笑。
“这是他吴大伯的专车！”花轱辘老头眉飞色舞，“他吴大伯要找他谈话。”
“你家吉利哪儿来的吴大伯呀？”有人迷惑不解，也有人明知故问。
“就是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吴队长呀！”花轱辘老头大声吆喝，“卧龙出山，老将出马啦！”
吉普车带着一缕尘烟驶出村外，花轱辘老头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儿子喜欢在河湾子的柳林中挂马，便又指引吉普车向河湾子驶去。
从鱼菱村西口向南，运河甩了一个大弯；河湾和长堤之间，是一片茂密的柳裸子地，洒满野花，水边绿苇丛中鸣禽啼啭，罕有人迹，是鱼菱村外一个十分背静的角落。杨吉利遛马，跟花甲古稀的老年人话不投机半句多，使孤家寡人，独往独来；把两匹挂了驹儿的骤马拴在河湾子的大柳树上，自己钻入柳棵子地里，白沙地上铺开一张大花塑料布床单，不是睡大觉，就是看小人书，还常常在柳阴深处摆下赌场，招来几位酒肉朋友打扑克赌钱。杨吉利别无一技之长，只有在赌钱上玲珑剔透，手眼精明，十局九胜；所以他花钱大手大脚，一支接一支地吸过滤嘴香烟。
吉普车在河堤上停下来，花轱辘老头跳下车去，走下河坡，只见柳棵子地上空，香烟缭绕，柳丛里吵蛤蟆坑似的吆三喝六；一架录音机播放着令人骨酥肉麻的港台歌星的流行歌曲。
杨吉利跟他的朋友们正在狂赌。
“吉利！”花轱辘老头叫道。
没人理睬，只有港台歌星在嘻皮笑脸地打情骂俏：
好花不常开呀，
好景不常在……
“警察抓局来啦！”花轱辘老头大喝一声。
柳棵子地里一阵大乱，鸡飞狗走，抛下了港台歌星，几声抽泣，几声凄厉：“……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花轱辘老头捧腹大笑。
“爹，谁打发您前来诈尸？”从柳裸子地中冲出一个花花公子，横眉立目地向花轱辘老头大发脾气。
此人便是杨吉利。
杨吉利三十一岁，生得细皮嫩肉，唇红齿白，不带一点农村的土气；他留的是大鬓角，嘴唇上一抹小胡髭，鼻梁上架一副贴着商标的蛤蟆镜，上身穿一件套头紧身尼龙衫，下身穿一条米黄色的喇叭裤，十足的港式派头儿。
也许有人不相信，这副打扮，城里也并不多见，京郊农村怎么会出产这类角色？
京郊农村的每个大队，差不多都有放映机，放映员到公社电影站租片子，每场只花一至五元；不到三夏三秋大忙时节，乡下人晚上收工，闲着没事，大队就放映电影，至少隔一天演一场。而且，大队部还有一台二十时的电视机，更是每晚都要开放。某些香港和国产仿洋牌的影片，以及花里胡哨、光怪陆离的电视剧，造就了杨吉利这一类的浮浪子弟。
“你跟谁在一块打扑克？”花轱辘老头笑眯着眼睛问道。
自幼把儿子娇惯得野腔无调，打天骂地，花轱辘老头被儿子当头棒喝，也是自作自受；不过，习以为常了，倒不觉得脸上挂不住。
“北京来的哥们！”杨吉利脸上放着毫光。
花轱辘老头一听儿子结交上北京的朋友，只觉得他家又多开了几条门路，忙问道：“他们都在哪儿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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