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那你干吗说没有把握？’
“她苦笑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假如他真的翻脸不认账——’
“‘那就连他也一块弄走，给我们开路，哪怕拼个你死我活。
有什么法子，得执行命令，得听从决议，尽管它分明是错的。’
“我不禁反驳她：‘滨海的会，你是参加的呀！’
“她肯定是不便于和我讲的了，沉默一阵以后说：‘小谢，你听见了的，王经宇怎么知道我们要运军火？’
“经芦花那么一提，我也不禁纳闷起来……”
路大姐插进来说：“那还用说，他们那边有我们的人，难道我们这边就没有他们的人？”
“那到底是谁呢？路大姐，你是干锄奸保卫这一行的，我可至今背着黑锅呢！”江海把蛋糕上切开来的“快乐”两字，统统拨到自己的盘子里：“要知道，当嫌疑犯并不快乐！”于是他把那些樱桃肉用叉子挑进嘴里，逗得大家都笑了。
关切着生母命运的于莲，催着谢若萍讲：“妈，后来呢？”
“后来，是你江伯伯的罪过啦！他是推卸不掉责任的，约好了他应该带队伍来接应我们，谁知来晚了一步，被一股残匪，就是麻皮阿六打死后，独眼龙领着的余党，想发笔横财，把我们纠缠住了。当然有可能是王经宇暗地串通的，他们总是穿着一条裤子，但是莲莲的妈妈说话算话，把那个女特工人员放了，还给了一笔酬劳，其实，满可以拿她做挡箭牌，让王经宇去抵挡那个独眼龙。现在，只好以有限的人力支持，好在我们弹药充足，芦花的枪法又好，打得那伙匪徒靠不了边。但不幸一颗流弹，打中了她的右肩，倒在我怀里。这时候，才听见滨海支队的军号声，就这样，她为她支持过的那个错误决定，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机舱里，江海叹息地提出了一个奇特的问题：“存在不存在无罪的罪人？”
于而龙想起被专政了的儿子，被批判过的女儿；想起了自己十年来总在被告席里站着，难道不都可以称之为无罪的罪人吗？
“都是历史陈迹了，是非功过留给后人去评论吧！不过，那天在宴会席上，若萍对我的指责，并不完全正确，对一个不了解详情的批评者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牢骚太盛。”
“罪人确实不是我，但我承担了责任，这就是我的错。”
于而龙懒得去追究三十多年前与己无关的旧账，仅是自己头脑里的纷纭烦扰，搅还搅不清咧，便说：“其实我老伴也是纯属多余，女人们心眼窄。”
“不，我是有错的。”他说，多少有些后悔。“我不该相信那些假情况，不该支持那个荒谬的决定。”
“怪了，那到底是谁决定的？难道是芦花自己，她自讨苦吃？”
江海嚷了起来，把机舱里民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直以为出了什么事：“不，她压根儿就不赞成，一开始，她就怀疑那些夸大了的敌情，四四年，‘大东亚战争’搞得日本人精疲力尽，已经失去力量来大规模‘扫荡’了，所以她反对那个决定。后来，她见到了我，便把同志们支开，单独对我说：‘任务完成了，可决定是错的，我白挨了一枪，这一枪等于是他打我一样。’”
“谁？”于而龙问。
“是他搞来的情报，是他坚持作出的决定，是他利用了我们那种不怕过头，越左越好的思想情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像吓破了胆似的疑神见鬼，结果吃了这个亏。”
“他？”
“对，芦花说的就是他！”
“难道——”于而龙这才想到敢情不是和自己毫无关连，而且仿佛在眼前打开了一扇小窗户，虽然透进来不多的阳光，但终究使他豁亮了一点：“哦，原来是他干的。”
“是他。”
江海伸出来两个指头，在他面前晃着。
话题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他身上来。
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只消举起两个手指头，大家就明白指的是谁。
江海问：“我不明白，你们俩从石湖分手以后，一个天南，一个地北，怎么又搞到一块？也许，芦花今天的下落，该和你们重新合作有关连的。”
于而龙望着这位生气勃勃的老盐工，心想：“所以，你是幸福的。”
“讲讲吧！老天爷怎么又把他给你送去的呢？”
那还是六十年代初叶的事情了。
猛然间，于而龙简直认不出这位高门楼的二先生了，他和王纬宇是在芦花墓前握别的，所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莫过于那双冰凉而又颤抖的手了。那么，这个大高个子是谁？堂而皇之地跨进了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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