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的屋子里，传出蓝飞找张英才喝酒的声音。
余校长说，叶碧秋一路奔波太辛苦，张英才送她回家去了。
张英才回到自己屋里，打开尘封很久的凤凰琴。
弹起几乎可以成为界岭小学校歌的那首乐曲。
叶碧秋没有跟过去。
她从孙四海专门为李子腾出来的那间小房里，取出自己的行李，再往张英才的屋子走去时，心里怦怦地跳得很厉害。
余校长他们都在张英才的窗外站着，像旗杆下面的那块大石头那样，默默地听着凤凰琴声。
叶碧秋鼓起勇气走进去，问张英才能不能将自己的行李放在他屋里。
她想说的其实是另一种意思，但到底是青春少女，因为羞涩，迅速补上了一句掩饰的话，她说：这间屋子本来就是给外面来的老师住的，等她拿到大学文凭，再回来当老师时，也应该算是半个外来者。
听说叶碧秋想当老师，张英才点点头。
至于是因为觉得她很适合当界岭小学的老师，还是同意她将行李放在自己屋里，他自己也不清楚。
叶碧秋却懂了，脸庞变得绯红，嘴唇更是红得晶莹剔透。
这时，屋后曾遭雷暴轰击的石峰上，传来一声长长的嚎叫。
张英才也听到了，他放下凤凰琴，走到窗边，看到许多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听到狼叫没有。
孙四海反问他，是不是确信界岭有狼在活动。
张英才轻轻一笑，信手在凤凰琴上从低音到高音，按了一遍音阶；然后，又从高音到低音，按了一遍。
2009-4-22于东湖
1992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续)。
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
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
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元意识”，不去细心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
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
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
就在那一天，“天行者(128)”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
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
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因为这两件事，我才觉得让《天行者(128)》成书的时候到了。
1992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
事隔十几年。
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128)》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
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
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
十几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
就像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128)》，虽然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同学与中学同学，虽然我遇到过许多自认为是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可敬的乡村教师，也遇到家乡某个硬将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我的写作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可我还是要说，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
或许今后我还有机会写一写十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
但在这部小说中我所表述的，只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而分成三个部分，因为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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