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
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写作情绪，激愤是小说的天敌。
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
就这部小说来说，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我也不会遗憾。
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
而中篇小说，能将生命在某个时刻的状态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
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
在这部小说中。
我最喜欢的是叶碧秋的那位苕妈。
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
也许生活中，像夏雪这样既时尚又纯美的女孩，是唯一的。
我希望她是一种美的标本。
我更希望她是一种美的真实。
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呆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教会孩子们一个字。
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之舟驶向远方。
与民办教师之卑微相同的职业还有许多，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
这个时代太容易遗忘了。
好像不丢掉历史，就没有未来。
其实正好相反，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
面对急剧变化的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
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
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
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
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
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民办教师，一切的乡村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
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
以至于沦落为作为名词都不被理解的地步。
这一点也正是时代正在流行的顽症。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的诗，正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无与伦比的写照。
上海文化是中国城市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俗称海派文化。
新时期以来，不少上海作家、特别上海女作家以反映上海城市生活的小说成名，王小鹰便是其中之一。
她的新作长篇小说《长街行》更是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呈现。
地域文化的典型标志之一是生存的文化方式。
从文化生存方式上看，城市不同于乡村，平原不同于山区，发达地区不同于偏远地区。
同为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又各有不同的个性。
每个城市文化生存方式的形成，既有经济发展、生产方式等基础原因，还有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自然原因，更有人文方面的多重因素，是一个复杂、长期的历史过程。
而这种文化生存方式一旦形成，就会深刻地影响、制约着生活在这一文化圈中的每一个人。
小说中的李凝眉和吴秀英虽然身份是主仆，但若论生存智慧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同样精彩，从不同方面呈现了上海的文化生存方式。
吴秀英在盈虚坊先做奶妈，后做钟点工，就工作性质而言都是帮佣。
与其他体力劳动相比，帮佣的工作环境相当特殊，他们进入别人的家庭。
面对别人的家庭人际关系，有时甚至要进入这种人际关系。
他们的服务既要周到细致，又要内外有别。
这是上海对这一行业带有明显地域特点的文化要求。
作为一个外来人，吴秀英在工作实践中很快领悟并认同了这一要求，成为别人眼中勤劳、善良、本分的帮佣。
所以她才能很快在上海站住脚，并逐渐扎下了根，也才有了她女儿许飞红日后在上海的一系列人生故事。
李凝眉的生存智慧更富有上海本土的文化特征。
她绝对是那种“拎得清”的人物。
能把人生收支账目算得一清二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为了得到想要的自己必须付出什么。
为了得到冯景初，她接纳了来历不明的冯畹丁；为了保住守宫，她抢先让吴阿姨一家住进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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