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大事不糊涂，严格要求冯景初与常衡步划清界限；她小事也精明，就连辞退奶妈也做得仁至义尽，滴水不漏。
不过，人生收支算得清，人生幸福算得清吗?
地域文化的基础标志则在方言。
文化是一种交际沟通的形式，语言是它最细微的表达方式，方言则是地域文化最细微的表达方式。
中国地域辽阔，方言有无数种，文字却只有一种。
而且许多方言没有相对应的文字。
对于中国方言区的大部分作家来说，语言与文字的这种隔阂就成了写作过程中巨大的障碍。
在写作过程中，他们首先要把方言转换成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文字，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地域文化的滋味和色彩基本损失殆尽。
如果使用方言写作，又会使方言区以外的读者难以理解——特别是北方语系以外的方言，比如上海话、广东话，外来人基本无法听懂——同样无法传递地域文化的韵味。
这种两难选择长期困扰着方言区作家的写作，而《》则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小说叙述语言基本采用普通话，而人物语言则尽可能多地运用方言，特别是已经比较广泛传播的方言，比如“小猢狲”、“蛮灵光”、“勿入调”、“啥辰光”、“不作兴”、“等一歇歇工夫”，“这点点事体都忍耐不了，你不要到上海滩做了”，“太太是最恨把房子里边的事拿到弄堂里去练舌头的”，“万一事体弄穿绷，真就没有落场势了”。
还有一些是具有浓郁上海地域语言结构特点的语言，比如“外人不好劝的”，“我好回去了吧”。
再有就是一些民间俗语，比如“你就连皮搭骨一道说出来”，“不要看他脑门宽大，却是只实心高庄馒头，任你再新鲜的馅子也塞不进去了”，“你心好，前世修来今世福。你这个千金多少出挑呀”。
其中也包括吴阿姨常说的那些老古闲话，诸如“受人滴水，报之涌泉”，“欲求于人，必先下之”，“莫道闲话是闲话，往往事从闲话出”，“巧作不如诚拙”，“你这才是又吃纣王水土，又说纣王无道呢”。
这些生动鲜活的语言在小说中俯拾皆是。
既营造了浓郁的上海方言风味，又是绝大多数读者都能理解接受的。
一片民居古宅，两栋花园洋房，三户烟火人家。
王小鹰以此为经纬编织出了大上海里弄里六七十年的社会变迁，塑造了三代不同阶层、不同形色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将方言融入小说的成功尝试。
成为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的呈现。
在今日中国，一切都迅猛发展，各行各业的人们眼睛盯着“前沿”，目标追逐“高端”，那些沉寂在“前沿”之后、“高端”之下的群体鲜有人过问。
就拿教育来说，升学率、高考“状元”、著名教授、博导等等，抢占着这一领域的高地，民办教师，早已是个无人问津的人群。
刘醒龙再次提起这个特殊的群体，显然与“飞速发展”的当代教育相隔甚远。
然而，他却坚持通过自己的小说告诉人们。
大厦之下的泥土仍然非常珍贵。
长篇小说《天行者(130)》再写民办教师，既是对他从前被人叫好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的续写，更是他始终念念不忘一个被人遗忘的人群。
民办教师，这个在今天已经很难记起的群体，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当中扔然发挥着难得的力量。
在“民办大学”作为现代教育的一部分四处出现的情形下，刘醒龙却想告诉人们，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寄生”的“民办教师”仍然具有坚定的存在理由。
教育的发展并没有使他们的命运真正发生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生存更加艰难了。
小说的中心人物张英才，可以说是无数民办教师中的典型代表。
他是高考中的失败者，无奈之下，他接受了当一名民办教师的安排，而且是到界岭这样一个鸟都飞不进的山窝里，他的努力目标就是要为“实现界岭村高考零的突破打下坚实基础”。
小说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不断的叙写。
围绕在张英才周围的各色人等，无一不是为界岭的教育“突破”做努力的人，从乡教育站长到村长，从小学校长到普通的村民，人人都在为这个“突破”尽心竭力。
这是一种飞蛾扑火的精神，这是一种不需要动员的动力，所有的恩怨都可以在教育“突破”这个命题下冰释。
小说还描写了为乡村教育的改变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民办教师，写了为了把民办教师让给别人的英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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