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实属可恶之至”。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对于这种卑劣的市侩，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的目的。这是道地的“·唯·物·主·义”——名利主义。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
而《大晚报》还推论到一般的时代风尚，推论到中国也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这当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释了。可惜的是：独有那吃人的“主义”，虽然借用了好久，然而还是不能够“成大名”，呜呼！
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所以像中国历代的离经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该被皇帝判决“抄没家财”。《萧伯纳在上海》。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萧伯纳颂》，署名何家干。
〔２〕萧伯纳（Ｇ．Ｂ．Ｓｈａｗ，１８５６—１９５０）英国剧作家、批评家。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早年参加过英国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费边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同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三一年曾访问苏联。但他始终未能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主要作品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真相毕露》等，大都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和罪恶。一九三三年他乘船周游世界，于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十七日到上海。〔３〕“和平老翁”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大晚报》曾载萧伯纳将到北平的消息，题为《和平老翁萧伯纳，鼙鼓声中游北平》，其中有希望萧伯纳“能于其飞渡长城来游北平时，暂使战争停顿”的话。〔４〕“路透电”即路透通讯社的电讯。路透社由犹太人路透（Ｐ．Ｊ．Ｒｅｕｔｅｒ）一八五○年创办于德国亚琛，一八五一年迁英国伦敦，后来成为英国最大的通讯社。它在中国的活动，始于一八七一年前后。这里所说的“路透电”，指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该社由香港发的关于萧伯纳发表演说的电讯，曾刊登于十五日《申报》，题为《对香港大学生演说——萧伯纳宣传共产》。
〔５〕工部局旧时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统治机关，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６〕“特别国情”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散布的一种谬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Ｆ．Ｊ．Ｇｏｏｄｎｏｗ）鼓吹中国有“特别国情”，不宜实行民主政治，如他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中，胡说从中国的“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来看，“以君主制行之为易”。当时中国拥袁称帝的反动势力如筹安会等，也极力宣传“共和不适于国情”之类。这种“特别国情”论，成为反动派阻挠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社会学说、压制革命的借口。〔７〕“政如飘风，民如野鹿”上句出《老子》第二十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下句见《庄子·天地》：“上如标枝，民如野鹿。”
〔８〕乐雯原是鲁迅的笔名。一九三三年二月，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经鲁迅提议和协助，把当时上海出版的中外报刊上围绕萧伯纳到中国而发表的各种文章，辑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署为“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由鲁迅作序，一九三三年三月野草书屋出版。
鲁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笔名，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好久不看见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种富于幽默性的讽刺的味儿，在中国的作家之林，当然还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先生。
不过，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我以为也应该转变一下才是！譬如：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在他最近所处的环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颂苏联德政的献词以外，便没有更通的文艺的。他认为第三种人不谈这些，是比较最聪明的人；民族主义文艺者故意找出理由来文饰自己的不通，是比较次聪明的人。其言可谓尽深刻恶毒之能事。不过，现在最通的文艺，是不是仅有那些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不免还是疑问。如果先生们真是为着解放劳苦大众而呐喊，犹可说也；假使，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出路，故意制造一块容易招摇的金字商标，以资号召而已。那么，我就看不出先生们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们所不齿的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者，究竟是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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