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近乎“持中”的态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但境遇是很危险的，所以叶名琛终至于败亡，虽然他不过是无主意。后者则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然而在中国最得法，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倘改篡了旧对联来说明，就该是：
“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于是玄同即应据精神文明法律第九万三千八百九十四条，治以“误解真相，惑世诬民”之罪了。但因为文中用有“大概”二字，可以酌给末减（５）：这两个字是我也很喜欢用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２）玄同钱玄同。一九○八年，他在日本东京和鲁迅一同听过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
（３）《春秋》之义《春秋》中有不少地方赞美报仇雪恨，如《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称：“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又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４）叶名琛（１８０７—１８５９）字昆臣，湖北汉阳人，清朝大臣。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任两广总督。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侵略广州时，他不作战争准备，在家设长春仙馆，供奉所谓吕洞宾和李太白二仙的牌位，扶乩以占吉凶。广州失陷后被俘，送往香港，后又转囚印度加尔各答镇海楼，一八五九年病死。当时人们讽刺他的对联全文是：“不战不和不守，相臣度量，疆臣抱负；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之罕有。”钱玄同在《语丝》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表的《随感录·“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中，引用了这副对联，说：“我觉得这大概可以作为‘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了。”（５）末减减轻罪罚的意思。《左传》昭公十四年：“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晋代杜预注：“末，薄也；减；轻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２）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３）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Ｇｏｄ（４）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５）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北京有一班文人（６），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学家了，还是要逃到南边来；“象牙之塔”的窗子里，到底没有一块一块面包递进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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