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革命火焰高燃的当中，我们所渴望着的文学当然是革命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拙作《东风》载在这革命的刊物里，本来是不对的……
希望读者指正和原谅。”
（12）教育部禁止白话一九二七年九月，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说使用白话文是“坐令俚鄙流传，斯文将丧”，下令“所有国文一课，无论编纂何项讲义及课本，均不准再用白话文体，以昭划一而重国学”。
（13）郁达夫的受反动报刊攻击的文章，指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发表的《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该文主旨在攻击他认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大危险”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文中有这样一段：“处在目下的这一个世界潮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末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这些话对于当时的蒋介石反革命派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反动刊物《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叛徒孔圣裔的《郁达夫先生休矣！》一文，攻击说：“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竟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郁达夫先生！你现在是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还是想跑去武汉方面升官发财，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
（14）《洪水》创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于上海。
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复刊，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
（15）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改元为“洪宪”，自称“中华帝国”皇帝，至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共八十一天。关于他看特印的报纸一事，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引《虎庵杂记》：“项城（按指袁世凯）在京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
（16）蔡松坡（1882—1916）名锷，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在昆明起义，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后病故于日本。
（17）龙驭上宾于天封建时代称皇帝的死为“龙驭上宾于天”（或龙驭宾天），即乘龙仙去的意思。《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
（18）“清道”封建时代，帝王和官员出入，先命清扫道路和禁止行人，叫做“清道”。
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
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这是我去年说过的话，而今年确也还是如此。然而我虽然一无所有，寻求是还在寻求的，正如每个穷光棍，大抵不会忘记银钱一样。
话也还没有说完。今年，我竟发见了公理之所在了。或者不能说发见，只可以说证实。北京中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白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2）么？——Yes（3），就是这个。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有公理者战胜”，也就是“战胜者有公理”。
段执政（4）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5），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
于是乎“正人君子”们又和久违的“公理”相见了。
《现代评论》的一千元津贴事件，我一向没有插过嘴，而“主将”也将我拉在里面，乱骂一通，（6）——大约以为我是“首领”之故罢。横竖说也被骂，不说也被骂，我就回敬一杯，问问你们所自称为“现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变计，另外运动，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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