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的这部新著，不仅体现出他对历史特别是清史的熟稔，还有对中华古典文化的饱学与融通，更凸显现出了他治“曹学”的完整体系，就是把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放在氏族文化的大框架内来加以研究，何谓“诗礼簪缨之族”，曹雪芹祖上的文化积累如何承传到了他的笔下，其明末清初的祖辈如何从南方迁播到北方，后来他祖上那一支又如何从丰润迁往铁岭腰堡并在那里被俘为奴，以至考出曹雪芹的生日是雍正二年的闰月四月二十六日……这些“曹学”文章绝不是些拉弓无鹄的花架子，而是整合为一把解读《红楼梦》的钥匙。有人置疑这样的研究是否以“历史”取代了《红楼梦》的“本事”，甚至认为这样研究是不懂得小说属于虚构的产物。周先生早在其第一部“红学”著作《红楼梦新证》中就明白写出，“至于穿插拆借、点缀渲染，乃小说家之故常”，后来在其著作中又多次申解从生活素材到小说文本必经加工改造虚构渲染的讨论前提。英国人研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认为那是一部自传性小说，并从狄更斯生平史料出发，解读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如果我们不以为怪，为什么一到研究《红楼梦》时，指出其具有自传性质，利用史料与小说文本互证细考，就如此的大惊小怪、不能容忍呢？周先生以氏族文化的框架为研究“曹学”的体系，在这本书里满弓射鹄，收获极丰，如全书最后一篇２００２年新作《青史红楼一望中》，从史实上论证了“曹雪芹家为何成了雍正的眼中钉”，又以此为钥匙，精确地解读了《红楼梦》第三回里金匾“荣禧堂”和银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的生活依据与深刻内涵，像这样以鞭辟入里的探究所奉献出的钥匙，对热爱《红楼梦》的读者们来说，难道不是最好的学术礼物吗？
“红学”研究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谁也不能垄断。周先生在自序里说：“错谬不当，诚望指正——摆事实，讲道理，举反证，揭破绽，有利于大家共同勉励求进。”周先生目前已经近乎目盲耳聋，又痛失老伴，仍以铮铮学术骨气，锲而不舍地奋力拉弓射鹄，他还特别能够提携后进，鼓励创新，平等切磋，亲切交流，拜读《红楼家世》，真有早春幽谷中忽见老梅盛开的感觉，这样的老梅堪称国宝，愿树长在，花常开！
“你感到为难吗？”一位朋友这样问我。
事情是这样的：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出了一套“高阳作品系列”，全套八部著作共十三册，都是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有关责任编辑请我写一篇相关文章。之所以请到我，一是知道我业余研究《红楼梦》，二是知道我也曾把自己的研究心得，以小说形式出之。当然，我的以小说形式表达研究心得，到目前不过只有三篇共十几万字而已，高阳先生的有
关小说却已近四百万字，小丘仰望峻岭，评论起来确实不易。
不过，朋友的发问，是知道我的业余“红学”研究，“起家”于“秦学”，就是发端于对“金陵十二钗”里最末一钗秦可卿这个形象的探秘：她所依据的生活原型是什么出身？曹雪芹原来是怎么描写的？为什么接受脂砚斋的建议，出于非艺术的原因，删去了本已写就的四五叶（相当于现在的八至十个页码）的文字，又打了“补丁”，隐去了从生活到艺术的原有痕迹？我的研究成果，除了论文，还有小说《秦可卿之死》。在“红学”园地里立一家言，对任何研究者来说都洵非易事，更何况我这样的门外汉。维护自己的研究成果，对迥然相异的学术见解，要么与之争鸣商榷，要么保持缄默，才属常情。朋友读过高阳先生的《红楼梦断》，该书劈头便写到李煦和儿子李鼎的媳妇私通，且有“遗簪”、“更衣”等情节，分明表达着作者对《红楼梦》的研究成果是：书中的宁国府，原型是苏州织造府，贾珍私通秦可卿，素材源于是苏州织造李煦的家丑；李煦是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大舅子；相应的素材与艺术形象的关系是：贾政是曹的投影，宝玉至少部分是曹霑的投影……高阳先生在“秦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表达强度，特别是他的文字在数量上呈现着千军万马的态势，把其他关于秦可卿的探究解释，可以说是完全“淹灭”了。朋友之所以估计我会为难，逻辑主要在此。但我自己的感觉里，却绝无为难的因素，阅读高阳的这些涉及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文字，甚有兴致。意兴遄飞之余，还要写文章评说，这，难道是脱离常情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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