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不能苟同高阳先生对曹雪芹及《红楼梦》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但我们作研究的出发点，却是基本一致的。这也就是情能相通的关键。在《红楼一家言》里，高阳先生说：《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既然“将真事隐去”，就必须有一部分虚假的情节来代替；这一部分“虚假”的情节，乃是用来发抒“真实”的情感。如果《红楼梦》的时间假、地点假、人名假、情节假，连情感也是假的，那就不成其为一部好小说，更不值得费那么多功夫来作考证研究的工作了。又强调：《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艺创作，不是一部传记文学。真人真事，在曹雪芹只是创作的素材，经他的分解、剪裁、糅合，重新塑造为另一个人、另一件事；因此，我们可以说，书中某一个人有某一个人的影子，却不能说，某一个人就是某一个人。但《红楼梦》中确实写了曹家的若干真实人物，这须从“脂批”中去研究。《红楼梦》的写作过程，相当紊乱复杂，是一面写作，一面传抄，一面修改。他还明确表示：“我一向不以为高鹗是后四十回的作者”，“后四十回若是他人的续稿，自不必谈；如果仍是曹雪芹原著，那么以文字的精练来比较，绝非‘增删五次’的稿本，所以，最后的构想，仍应以第五回的预告为准。”我著《红楼三钗之谜》，盖出的房子虽与高阳先生大异，“奠基石”却取自同山。
三联书店出版的“高阳作品系列”除《红楼一家言》是论著外，《红楼梦断》四部曲（《秣陵春》、《茂陵秋》、《五陵游》、《延陵剑》），《曹雪芹别传》（上、下册），《三春争及初春景》（一、二、三册），《大野龙蛇》（一、二、三册），全部是长篇小说。它们既是历史小说，也是学术小说。说是历史小说，当无争议；说是学术小说，想必就有人问：何谓学术小说？我以为，学术小说，就是著者先有学术研究成果，然后再将其学术见解熔铸在小说里，那样的独特的小说品种。比如高阳先生的这十二册长篇小说，他就不是光凭艺术想像在那里笔走龙蛇，他的人物设置、情节脉络乃至重点场景、关键细节、贯穿道具，都建立在对曹雪芹家世和《红楼梦》创作素材的学术研究成果之上。如他认为曹家并不存在一个乾隆朝入宫的妃子，更不曾有过该妃子奉旨省亲的事实，《红楼梦》中的元春，原型是铁帽子王纳尔苏的嫡福晋（正室），也就是曹雪芹的亲姑妈；而关于元妃省亲的想像，则来自曹雪芹祖上四次接驾康熙皇帝南巡的家族记忆。对此他有过硬的考证文字为“奠基石”。能把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如此浩瀚的鸿篇巨制加以体现的学术小说家，我不敢说后无来者，但将之赞为前无古人，怕不算过誉。
我的那位朋友，既是历史小说迷，也是“红学”迷，他说阅读高阳先生这些长篇小说，兴味是双重的。其实就是对“红学”了无兴趣的读者，只把这些文字当作描写清代康、雍、乾三朝历史风貌的小说来欣赏，也会读出乐趣来的。人情世故，通过老辣的叙述文字，是与当代人所遇所感相通的。不过，我以为，高阳这个系列小说的最大弱点，是虽然写活了很多历史人物（如李煦），却并没有把曹雪芹写好，血肉不够丰满，尤其没把他的内心活动写细写足写像，毕竟，不管是熟悉“红学”还是对“红学”陌生的读者，对小说里的曹雪芹他们都是最关注的，你层层剥笋，剥到最后，笋心不能令人过目难忘，无论如何是个遗憾。
翻阅着这套“高阳作品系列”，脑海里浮现出《红楼梦》里的半幅对联来：隔岸花分一脉香。可惜岸那边的高阳先生已在１９９２年仙去，无从与他“烹茶更细论”了。但他的这一系列的芳馥，将永远氤氲在海峡两岸，并有望扩散至全球。
壬午年春节逛厂甸庙会，购得《红楼梦》烟画一套，如与旧友邂逅，乐不可支。
所谓烟画，依我儿时的叫法，该称洋画，拍洋画与挝羊拐，是那时我辈最喜欢的两种游戏。玩这两种游戏的最佳地点是胡同四合院门口的登马石旁。长方形的登马石表面早被古人靴底磨得平整光滑，特别适合当作游戏台。挝羊拐的玩法是左手先把四个侧面染了红色的羊拐扔到石面上，然后抛起右手里的沙包（碎布缝制，内放沙子），趁沙包未落下之际，赶紧
整理扔下的羊拐，使其朝上的一面相同，然后接住沙包，再抛起，再将羊拐全换为另一面，如之四次，倘把羊拐所有各面全部转换成功，则再抛起沙包后，要将全部羊拐挝进手中。每当其中一个环节失败，则换为另家去做。谁最顺利地完成全过程，谁为胜者。那时我和小朋友玩挝羊拐，赢了人家给我洋画，输了则我给人家。但洋画本身也可单独游戏，而且我们男孩子更喜欢玩洋画。洋画的玩法又有两种，最过瘾的一种就是拍洋画，一家等量地出几张洋画，凑成一摞后，放在石面上，以剪子石头布划拳胜者先手，把右手巴掌拍到洋画旁边，以气流掀动洋画，如有洋画翻转跌落，则可连续拍下去，凡拍翻转的均归拍者；倘拍后洋画未能有所翻跌，则换另家来拍；拍光后再续再玩。那时回家吃晚饭时，我的两手总是黑黑的，右手掌往往还因拍洋画而红肿，虽然母亲总呵斥着让我去洗手，但忍不住抓起大白馒头狼吞虎咽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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