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爱好幼小的生命，起码是一种病态的心理。生命的历程有其两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上一贯崇尚尊老，这其中有着值得永远发扬的精华，然而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确也有过流传甚广的“二十四孝”，有过褒扬“郭巨埋儿”那种古怪做法的文字。生命的两端本来都值得格外重视。爱幼与尊老本应成为相辅相成的旺健民族的生命力的驱动轴，然而“郭巨埋儿”那样的故事偏把新生命与老生命人为地对立起来。对立的结果，是肯定了老生命的无比崇高的价值，而主张以鲜活的新生命的彻底牺牲，来成全老生命的有限延缓——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先贤鲁迅先生提及此“孝行”时，便愤懑地发誓，要用世界上最黑最黑的咒语来诅咒“郭巨埋儿”一类的文化心态，那真是传统文化中地地道道的糟粕!
小说家钟阿城在一篇纪念其父钟惦的文章中所忆说，他18岁那年，父亲坐到他对面，郑重地对他说：“阿城，我们从此是朋友了!”我不记得我父亲是从哪一天里哪一句话开始把我当作平辈朋友的，但“成年父子如兄弟”的人生感受，在我也如钟阿城一般浓酽。记得在“文革”最混乱的岁月里，父亲所任教的那所军事院校武斗炽烈，他只好带着母亲弃家逃到我姐姐姐夫家暂住。我那时尚未成家，只是不时地从单位里跑去看望父母。有一天只有我和父亲独处时，父亲就同我谈起了他朦胧的初恋，那种绵绵倾吐和絮絮交谈，完全是成人式的，
如兄弟，更似朋友。几十年前，父亲还是个翩翩少年郎时，上学放学总要从湖畔走过，临湖的一座房屋，有着一扇矮窗。白天，罩在窗外的遮板向上撑起，晚上，遮板放下，密密掩住全窗。经过得多了，便发现白天那扇玻璃不能推移的窗内，有一娟秀的少女，紧抿着嘴唇，默默地朝外张望。父亲自同她对过一次眼后，便总感觉她是在忧郁地朝他投去渴慕的目光，后来父亲每次走过那扇窗前时，便放慢脚步，而窗内的少女，也便几乎把脸贴到玻璃之上。渐渐的，父亲发现，那少女每看到他时，脸上便现出一个淡淡的，然而蜜酿般的微笑。有一回，更把一件刺绣出的东西，向父亲得意地展示……父亲呢，每当再走近那扇矮窗时，也不禁嗓子发涩、心跳急促起来……后来呢?父亲没有再详细向我讲述，只交代：后来听说那家的那位少女患有“女儿痨”，并且不久后便去世了。那扇临湖的窗呢?据父亲的印象，是永远罩上了木遮板，连白天也不再撑起——我怀疑那是父亲心灵上的一种回避，而非真实。也许，父亲从此便不再从那窗前走过，而改换了别的行路取向……
对父亲朦胧的初恋，我做儿子的怎能加以评说!然而我很感念父亲，在那“文攻武卫”闹得乱麻麻的世道中，觅一个小小的空隙，向我倾吐这隐秘的情愫，以平衡他那受创后偏斜的灵魂!
也许，就从那天起，我同父亲成了挚友。
如今父亲已仙逝多年，我自己的儿子也已成人，当我同儿子对坐时，我和他都感到我们的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不再需求我的物理性爱抚，我也不再需求他的童稚气嬉闹，我们开始娓娓谈心……
这是更高层次的人生享受。
有评论家指出，我的作品中，常体现出一种“平民性”。远的不说，即如我1992年发表在《收获》杂志的中篇小说《小墩子》，1993年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成八集电视连续剧，于1994年初播出以后，就很有些评论家说，我这个作家真是改不了“旧习”——北京如今有了很多的“摩天楼”，更有很不老少相当富丽堂皇如燕莎友谊商城、赛特购物中心那样的商场，三环路外出现了多少高楼林立的新居民区，又有几多北京游乐园、世界公园、九龙游乐园那样的娱乐场所，可是，你这《小墩子》所写的人生浮沉，还是小胡同大杂院里的事儿，虽然你这些人物、故事，都鲜明地折射着时代的光影，可在读者、观众面前晃来晃去的，还是“胡同串子”和“土鳖婆儿”……你对他们怎么就那么有兴趣呢!
是的。我对所谓底层的这些小人物，确实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不只是兴趣，对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我还很有感情，有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已达互为“铁哥儿们”的程度。
有一回，文坛圈里的一位熟人，偶然看见我在一处街角的马路牙子上跟一位壮汉并坐闲聊，他并不惊讶，而是跟我打个招呼，本能地对我笑说：“体验生活啦!”然后脚不停步地走了。后来他还在某个圈子里的场合，对别的人说：“那天我看见刘心武在大街上体验生活呢!”自然是揄扬的意思。可在我听来，却真是“这话从何说起”，因为那条汉子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跟他交往，实在是与写作无关，也许我的小说中会有些他给予我的无形影响，但我至今并没有用他做模特儿写过小说，他是一个从不看小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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