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更乐于公开地表达对《红楼梦》的激赏，而吝于表达阅读《金瓶梅》时所获得的审美愉悦，这可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大人文环境有关。其实，抛开其他方面不论，《金瓶梅》在驾驭人物对话的语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红楼梦》之上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红语”，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不当家花花的”，“打旋磨儿”、“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等等，都在《金瓶梅》里娴熟而精当地运用过的。《红楼梦》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内地，已经获得了可以说是几无异议的至高评价，但是《金瓶梅》却直到20世纪末，才终于能被一般成年读者正常阅读，学界也才有可能更加开放地进行研究。我这里便对学界，当然也兼及一般的读者，提出这样一个课题，就是请回答，当一个时代里的一个作家，他实在无法升华出理想与哲思时，他便使用《金瓶梅》式的文本，精微而生动地描摹出他所熟悉的人间景象和生命现象，在语言造诣上更达到出神入化的鲜活程度，我们是应当容忍他呢，还是一定要严厉地禁止他，乃至恨不能将他的著作“扼杀在摇篮中”
当然，《红楼梦》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瑰宝。那么，比《红楼梦》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为也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也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而且，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有可能悟出其文本构成的深层机制，以及时代与文学、环境与作家间互制互动的某种复杂而可寻的规律，从而由衷地发出理解与谅解的喟叹!
又到落花时节，郊区书房窗外草地上，粉白的樱桃花瓣仿佛许多个句号。生活总是分成很多段落，每个段落里我们总会遭逢新的境况，随之或自觉或身不由己地调整自己的认知与心绪。窗外继续有花瓣谢落，窗内我整理着橱架上的图书。当我触摸到装帧极为朴素的上、中、下三册《我走过的道路》时，忽然心潮难平。
那是茅盾的回忆录。他去世以后才陆续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他生前开列的名单，盖上他的印章，分寄各人，我因此有幸得到。我细读过这三册回忆录，有过很多感慨，但一直没有写过文章。尽管有“鲁、郭、茅，巴、老、曹”一说，但近二十年来除了以茅盾命名的文学奖常被人们关注外，茅盾的作品，对他的研究，都已经很不热闹。“茅学”始终没有形成，他的后人也很低调，不见出来撰文回忆、接受采访、促成昭显，以至在上面所提及的排序名单里，他几乎成了最寂寞的一位。
二十几年前按照茅盾意愿，并且以他捐献的稿费为本金创建的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内地目前一般人公认的最高文学奖项。究竟茅盾的文学理念是什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与作品究竟要不要符合这一理念我提出这一问题，一定会被若干人觉得多余，甚至可笑。实际上无论是操办这一奖项的人士，还是争取这一奖项的人士，以及传媒的诸多记者，都已经完全把以茅盾命名的这个奖项，当作了一个可以容纳不同理念的作家与不同追求的作品的“荣誉筐”，其间的争论、调整及最后的宣布，都与我提出的问题了无关系。
毋庸讳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夏志清那本用英文写成，又被别人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中国内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前中国内地的现代文学史里，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根本没有地位，被禁锢、压抑了许久的中国内地学人与读者，忽然读到沈、钱、张的作品，吃了一惊。原来被包括茅盾在内的左翼文学家否定、冷淡甚至根本不转过眼球去看的这些作家，竟写出了具有那么独特的美学价值的精品。从那时以来的二十多年里，沈、钱、张热持续升温，而茅盾却简直是被雪藏的状态。其实在夏志清那本书里，也为茅盾列出了专章，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党作家，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
茅盾的小说主题先行，他按照主题要求设置人物、情节与细节，并且有据此开列详细提纲的习惯，当小说作为一门艺术发展到今天这么个状况的情势下，这些都被绝大多数人视为致命的缺点。但是我最近重读他的《蚀》、《子夜》，特别是《蚀》，却还是获得了审美上的愉悦，他的小说是有趣的，时能触及到人性的深层。我承认自己当年写《班主任》时，文思里有许多的“茅盾因子”。这也许是他读了《班主任》后竭力鼓励，并且对我以后的创作寄予厚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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