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没有与茅盾亲密接触、深入交谈的机会，却是受过他恩惠的。这还不是指1979年3月我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头奖时，他微笑着将奖状递到我手中。最难忘的是颁奖前一个多月，在友谊宾馆小礼堂里，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召开了一个旨在鼓励创作长篇小说的座谈会，那时被“文革”破坏的文学园地一片荒芜，茅盾出席了那个座谈会，并且与到会的多半是我这样的还谈不上是正式进入文坛的新手，进行了亲切而具体的讨论。他鼓励我们写出彻底摆脱“四人帮”影响的、无愧于新时期的长篇小说。那天他在讨论中忽然问主持座谈的严文井：“刘心武在吧”我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严文井说：“就是他。”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茅盾眼里朝我喷溢而出的鼓励与期望。人在一生中，得到这般注视的机会是不多的。
我得承认，《钟鼓楼》的整个写作过程里，茅盾的那股目光一直投注在我的心里，是我发奋撰著的原动力。《钟鼓楼》写完已经是1984年夏天，一直关注我这部长篇处女作的某文学双月刊告诉我他们只能跨年度分两期连载，我心里怎么也迈不过这个坎儿，我找到《当代》杂志，求他们在1984年内把全文刊出，因为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定范围限定在那一年年底前。我憋着要拿这个奖，因为开设这个奖的人曾经那样地看重过我，我如愿以偿。我觉得自己是以符合茅盾文学理念的作品得到这个奖的，那理念的核心就是作家要拥抱时代、关注社会，要具有使命感，要使自己的艺术想象具有诠释人生、改进社会的功能性。
茅盾在25年前的暮春谢世。我走出书房，从绿草上收集那些美丽的花瓣，掬在手心里的花瓣沁出缕缕清香。我心中翻腾着感恩的情愫。不管时下别人如何评价茅盾，在我心目中，他是一种具有旺健生命力的文学流派的永恒典范。
我不想正襟危坐地写一篇《我与中国古典文学》。我想坦白我在这个领域里的好恶，也许这可以帮助批评家和读者更理解我的创作。
我写过两篇评论文章。一篇是评论电影导演黄建中的新片《良家妇女》，题目作《碧海青天夜夜心》，一篇是评论前辈冯亦代的形式主义集《龙套集》，题目作《池塘生春草》。选用这样的诗句作文章题目，实在是因为我对这两部作品的感受，自然而然地与记忆中枢中的这两个诗句碰撞在了一起。
这就说明，古典诗歌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我曾经在一个笔记本上，译过数十首《国风》，那些被圣贤指认为有着微言大义的爱情诗，对我来说并不存在着少男少女热恋以外的情愫，比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一首，我便毫不犹豫地翻译为：
你为什么还不来?
我的心，我的心，?
我的心里只有你，?
只有你那着青衣的身影，?
就算我不能去找你，?
可你为什么就不通个音信
那时候，我大概17岁。
《诗经》读过，《楚辞》啃过，乐府诗诵过，最后目光停留在唐诗和宋词上。早就听说领袖喜欢“三李”，也随着一种无形的潮流把三李的诗找来读了。李白自然是好的，李商隐的《无题》诗令我心醉，但李贺能让我喜欢的不多。他的想象力自然是丰富的，但我不乐于接受艰涩的东西，比如《杨生青花紫古砚歌》，后来被采入中学语文课本，我当中学教师时，费了老大劲，也还是没有让所有同学弄懂“〖FJF〗佣〖FJJ〗〖FJF〗丛〖FJJ〗抢水含满唇，蝉酒苌弘冷血痕”的意思。就算终于弄明白了，也搞得意趣全无，所以，我还是喜欢平实、流畅、豁朗的风格。比如白居易的《村居苦寒》，在写过“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之后，他能有这样的自省：“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被，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念疲深可愧，自问是何人”我以为这便是人道主义精神，是深可感佩的，也是我应当勉力汲取的。
宋词在精神内涵上对我没有太多的启示，但经常诵读的效应，是使我对中国文字的节奏感和遣词布局的奥秘有所领悟。
“文革”中我手边只剩下三册印造得很粗糙的《韦苏州集》，我把它们压在枕头底下，夜深人静，一灯如拳，我便偷偷地取出来，随便翻翻。于是那些表现空灵和静穆的诗句，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形势下，竟仿佛一汪甘泉，深深地抚慰着我那颗被煎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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