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爸爸终于露了面，后来哥哥姐姐也回了家。那次山城的“九?二大火灾”使无数老百姓家破人亡，姐姐同班同学杨素珍的父母便惨死在火海之中。“九?二大火灾”究竟是一场由于普通人用火不慎(而当时的消防系统已然瘫痪)，从而酿成的特大火灾，还是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分子蓄意放火以制造恐慌，并以此来销毁可能落到解放军手里的物资据说有人考证出来，是两种因素交织而造成的。
1949年10月1日，解放军还没开进山城，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我们一家人在那阳台上，围聚在一个电子管收音机边，听到了从北京传来的现场广播。朝江对岸望去，满目疮痍的山城，仍有一些地方在冒着劫后的余烟。
大概是在年底，解放军来到了山城，人们打腰鼓，扭秧歌，南岸的小学里，人们和解放军联欢，一边唱《团结就是力量》，一边旋转着舞动，唱到最后，圆环紧缩，意味着团结无间，并且在当中举起一个小孩，小孩则挥舞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我便充当过那被高高举起的角色，那一刻真是无比高兴、无比自豪!
我爸爸刘天演本是旧重庆海关的总务主任，可是因为他在解放前夕，将重庆海关的全部财产妥善而完整地保存与维护了下来(“九?二大火灾”中也没有受损)，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因此，解放后他不仅立即被吸收为重庆海关接收小组的成员，并且以思想进步、为人正派、业务娴熟为由，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时，立刻被调任为新海关总署的统计处副处长。这样，在1950年春天，爸爸便带妈妈、小哥哥、姐姐和我，先乘轮船过三峡、夔门至武汉，再乘火车到达北京。从此我便在北京定居，一晃竟已有56个年头了。
曾在四川成都出版的《晚霞》杂志（省委老干部局主办）上看到萧萸老人写的《难忘的记忆》一文。此文回忆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里的反蒋反汪人士，以及一些观点与他们相合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士，还有无党派人士，从武汉、四川流亡到上海，寻求一个落脚点。他们在上海遇到了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刘云门先生（又名刘正雅，笔名镏鱼山）。刘先生是四川安岳人（杂志上误为广安），清末最后一科举人，留学日本时进过两所大学，在东京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大革命时期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授，与共产党人毕磊等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任干事，北伐时以军医身份随军突进至武汉。在汪精卫宣布“分共”后逃至上海，著114句36韵长诗《哀江南》，痛诉“四一二”后的愤懑与悲怀。不仅抨击了蒋、汪，也对政治诡变中的各种屠夫、孱头、肖小，以及“卖人肉包子”的告密叛徒等鬼蜮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讥讽批判。气势磅礴，正义凛然，艺术上也相当成功。曾用“唯物社”名义自印散发，后又有“神州国光社”的印本面世。他在上海利用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威望，找到招商局督办赵铁桥（亦是老同盟会成员），于是赵把招商公学交给他，由他出任校长，以专门收容各路因不与蒋、汪合流而衣食无着的知识界人士。萧萸老当时二十来岁，也被庇护于此。1929年萧萸等自发组织了一个共产党招商公学支部，刘云门以党外人士身份参加支部活动。1930年赵铁桥被刺身亡，南京派来的新督办下令关闭招商公学。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轰炸上海，刘云门牺牲于日寇炮火中，他的书稿《人类命运论》，同日亦与被炸的商务印书馆一起焚于敌焰。
萧萸老文章中写到的刘云门，便是我的祖父。
我在祖父罹难十年后方出生。虽然我父亲经常给我们子女讲述祖父的事迹，例如20世纪20年代祖父在北京时就专门收留四川来的各路暂时落魄或需隐蔽一时的豪杰，朱德在离国赴德前就住在我祖父家中，并且为了避人耳目，还干脆让朱德住进我父亲的卧室，等等。但我们都不大在意，尤其是我，祖父我见都没见过，他的荣辱功过，跟我有多大的关系呢?后来我们子女更得知，祖父在世时，对父亲并不怎么满意，他们父子之间，有着许多心灵上的隔阂与感情上的冲突。父亲对祖父，是又爱又怨，又尊又怪的。
回想我的少年时代，和父亲很有几次非常严重的冲突，我毫不留情地说了毫无根据的故意惹他伤心败他声誉的话，气得他浑身发抖，竟一反常态地挥手打起我来。结果我拼力反抗，他的手竟被震麻弄痛。这几次冲突都被母亲细致地记入她的日记，和那些年月她的家庭油盐柴米账记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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