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他的合作伙伴，摄影、美工、灯光。他们是他的四肢，他是他们的头脑，没有他，他们就是一些零散的沙子，在一些特殊的时期，他跟他们紧紧粘合在一起，于是由沙子而变成了混凝土。我们总是听说某某片子是某人导演的，却很少听说是由谁来摄影的，于是电影厂的人们都认为，整个剧组的人都是为导演工作的，但谁能心甘情愿地为了别人出名而好好工作呢？谁能控制住为别人工作时偷懒的念头呢？只有靠义气，只有结成铁哥们。
在特殊的时期，他对他们言听计从，在这种时候，他们一跃而成为了他的大脑。他们说：要抽烟。
他的声音像回声一样从天棚上传下来。
他说：我这里有。
他又说：我用绳子吊下去给你们。
我站在我房间的窗前，心怀嫉妒地看着那根细如游丝的绳子从天棚上缓缓落下来，它的一头在他的手中，另一头绑着一盒烟。
他细心地问道：有火柴吗？
他们说：有。
他和他们的声音在空地上异常清楚，从我的阳台冰凉地传来，蛇一样从我心里爬过，我绝望地想到，对他来说，他们比我重要得多。
那时候我已经做了一次手术，把跟N的一个孩子做掉了，身心俱挫，黯然神伤。跟N见面的机会非常少，他整整三个月跟他的组在外景地，我常常整夜整夜地想念他，设想各种疯狂的方案，想像自己怎样在某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中突然来到他的面前，想像自己如果真的一旦到了他的跟前，又是如何装得若无其事，只是以一个剧本责编的身份，不让他的搭档们看出一点痕迹。
但我总是未能实现我的那些疯狂的计划，我永远只能在幽闭的房间里才能有从容的思维和行动，一旦打开门，我就会慌乱，手足无措，我费了多少年的时间来克服我的这个弱点，至今仍未奏效。我想，我也许天生就是为幽暗而封闭的房间而生的。
我只有写信，在幽闭的房间里摆弄文字是我的所长，我给他写了无数信，把我那些疯狂的念头通通都变成了文字，像火焰一样明亮、跳跃、扭动。出于自尊，同时也出于某种不自信，我只给他寄了两封。我先寄出了一封，三页纸，含蓄、生动、略有调侃，让人看了就想回信。我等了半个月，又等了半个月，整整一个月过去还是没有回信。
我不知道该怎样度过见不着他的剩下的两个月，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想念他，我甚至提到了那个被打掉的孩子，因为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照片、信件、誓言以及他人的流言，如果我不提到孩子，对我来说，一切就像是虚构的，是我幻想的结果。我希望有流言蜚语，来证实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给他寄走了这封信，这封信简短而有力，有点不顾一切。我想他会给我写一封短信的，一封不是情信的客气的短信。我手头没有任何一点他的字迹，我需要一样写在纸上的东西，以便作为信物，放在枕边或其他秘密而亲切的地方。现在我才知道，那是多么可笑的想法。
他曾经向我借过一本书，马尔克斯的《族长的没落》，当时我正在责编一个将要由他执导的剧本，他说要从书中找点感觉。他把书还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书中夹着两张纸条，上面有几个用铅笔很随意写的草字，这是他找到的感觉，他忘记把它们取下来了。
这使我如获至宝，两张字条上的字加起来不到十个，而且，如果我理智正常，我会发现那字写得多么难看，多么词不达意，代表了N城电影界低下的文字水平。但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我想这是他的亲笔字啊！夹着他的字条的那两页，字字生辉，充满灵性，我反复抚摸那两个页码，试图从中找出有关爱情的暗示，但我没有找到。
我把这纸条作为我的一级宝物，我不知道如何处置它们才妥当，放在枕边、抽屉或者跟小时候的照片放在箱子里，我总是感到不合适。我一刻不停地想着要看、要抚摸、要用鼻子嗅、用嘴唇触碰它们。
我对它们一往情深。
因此我总是等他的信。我知道他在离N城三十公里的一个湖泊风景区拍外景，他们全部人马都在那里，在那里吃、住、干活儿、胡闹。我想他跟我谈论过那么多高雅的话题，先锋的电影、戏剧和文学，颓废的人生，时髦的名字（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罗兰·巴尔特），以及大麻。大麻也是时髦的东西，据说真正献身艺术的人都要抽大麻（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他我藏有这种东西）。我一厢情愿地想，在他的组里，那些流氓无产者出身的搭档怎么能跟他谈论这些高级、深奥、时髦的话题呢，他一定深感寂寞，寂寞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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