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旁不怎么说话的勇哥便说：“如果对方同意跟你见，就见见嘛！这毕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跟双方的父亲关系哪有那么大！”
他也说：“如果人家不在乎，你又何必在乎？”
阿姐更提高声音说：“你父亲有什么不光荣的？她家又有什么格外的光荣？……”
“那当然是有点儿别扭。”勇哥忍不住插了句。
“不用你添乱！”阿姐偏过头把勇哥骂了回去。“什么别扭！依我看一点儿不别扭！不是都挨过别人整吗？都倒过霉吗？都落实政策了吗？都好转了吗？可以找到不少的共同语言！……”
从那一回，他就隐隐感觉到，阿姐有一种超常的自信，但那自信却脱离了对人情世故、世道人心的准确、深入的把握，而仅止建立在一种粗糙的主观直感上，这就埋伏下了以后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悲剧。
胥保罗竟不为所动，甚而至于说出了这样的话：“无论如何，即便她不嫌我，我也不能去犯这个错误！”
“你这个人！”他不禁又好笑又生气，斥责胥保罗说，“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形成了这么个思路？那你这辈子就别结婚，打一辈子光棍吧！出身好的跟你结婚你犯错误，那你跟出身不好的结婚不也是犯错误吗？你自编自弹《麻雀之歌》的那些个灵气儿怎么点滴不存了？！”
阿姐一听他这末尾一句，便忍不住同他对了个眼。胥保罗一听《麻雀之歌》四个字，脸色顿时一变，原来那严肃的表情如果是一池静水，那么这曲名便犹如一粒石子，使他满脸生出抖动的涟漪，拼命加以抑制而不能及时复原——最后竟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痛苦而委顿的表情。
亏得这时嘹嘹汗津津地闯进屋来，宣布说：“运羊车到了！飒飒已经去了！你们今天不去看吗？”
他和阿姐、勇哥便邀胥保罗一起去看那卸羊的情景。胥保罗开头莫名其妙，及至到了现场，目睹了那一般城里吃涮羊肉的人不去想也想像不到的壮观的卸羊和轰羊场面，便不禁大表惊愕。
嘹嘹和飒飒在寒风中依然尖啸着来回跑动，手里各舞着一根木棍。飒飒头上罩了个毛线帽，遮住了小辫儿、尖下颏、深眼窝、小棉袄、长棉裤、圆头棉鞋，看去不像个丫头，因而胥保罗对他赞叹说：“这哥儿俩浑身有多少没处使的劲儿哟！”
“是呀，就像那活泼泼的麻雀一样，体现出一种原始生命力的美！”
他确实是无意中又提及麻雀，朝胥保罗一瞥，这一回胥保罗的脸色并不难看：严肃，但又掺和着某些感奋与领悟的成分。
4
20世纪70与80年代初的那七八年，对所有步入生活的人来说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仿佛时代老人突然一改往昔的吝啬，竟猛地打开了一个装满机会的宝匣，并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机会像仙女散花般地从宝匣中抖落了出来……连往日最麻木最愚笨的人也知道到了踮起脚尖甚至蹦跳起来抓获机会的时候了！
他便是在那几年之中，一举成名天下知，俨然成为人五人六的作家的。
他的大哥因肺癌死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只不过50出点头，实在可惜，但毕竟在临死前得以由组织派专人出面，彻底、干净地推翻了“文革”中强加于他的种种诬蔑不实的“问题”，不仅完全平了反，还得到一大堆赞美之词，并分配到了一套崭新的住房，后来大嫂和侄女侄儿都搬了进去，生活蒸蒸日上。
他的二哥二嫂都顺利地评上了工程师，并又进一步评上了高级工程师，也有了四室一厅的宽敞住房，两口子还多次出国参加本行业的学术交流活动。
就连那前20年充满了别人难以理解的辛酸，生性懦弱而又性格独特兼有古怪癖好的小哥，也终于从穷乡僻壤的中学调到了省城的大学……
甚至于那个小哥、阿姐他们中学的同学，曾被打成右派沉沦20年的崩龙珍，也有了令人——也令她自己——完全意想不到的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她那原也一度被打成“右派”的丈夫，一个原民主党派中的工作人员，改正后又回到恢复活动的民主党派中，并被委以秘书长的要职。从而相当于局级干部，分到了两个相连的两室一厅的单元，使她过上了干部夫人的生活——更何况她自己也很顺利地评上了副教授的职称，并有机会以交换学者身份去了美国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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