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糙哥”魏群“糙”得甚至说不出“上帝的眼睛是否闭着”，但这不妨碍他与马拉多纳一样冲冠一怒为裁判，在这个3000年一次的“月全食”之夜，他发现天空少了光亮……
“fairplay！fairplay！这是“糙哥”魏群在这个“月食”之夜不断念叨的英文单词。“糙哥”不通英文，但“糙哥”在职业生涯中对悬挂于裁判胸前的这个标志太熟悉了，这是“公平竞争”！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对手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是和谁在比赛？”找不到对手的“糙哥”很痛苦，是隆鑫？是大连，还是其他……
因此“甲A第一糙”与“天下第一糙”一样，说出一等“糙话”：我们要成立球员工会，我们要成立职业大联盟！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其实魏群并不知道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费厄泼赖”就是“fairpay”，活得比魏群还要“糙”的鲁迅都要缓行，一个武夫的魏群怎样前行？
“裁判问题”，裁判不是一个问题。在中国足球最高权威机关中国足协并示对此球作出仲裁之前，谁敢说它是一个问题。“魏糙哥”不是第一个感到受伤的男人，但他却想以自己成为最后一个受伤的人。
可能只有像马拉多纳、魏群之类的“糙”人才会有这样容易受伤的灵魂，他们不一定是最正确的，但他们是最想获得正确的……
因此，由“糙哥”们来发言确实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糙”哥们无所顾忌，“糙哥”心底无私，“糙哥”一“糙”揭百丑。
但在“证据说”仍具有强大攻势的前提下，任何人都无法仅从感性角度找出什么。即使是不断慢放的录像，即使是空气中清晰传来的令人惊异的对白……
所以，仅靠诸如“糙哥”魏群以及“糙哥”马拉多纳的“冲冠一怒”是难以维持甲A逐渐淡去的良知的。
在那个糟糕的“意大利之夏”，马拉多纳拒绝与阿翁握手，随手便在“天下第一糙”的路子上一路堕落下去，直到脑满肠肥、灵魂脱窍。
在这个糟糕的“月食之夜”，魏群冲冠一怒为裁判，今后会不会在“甲A第一糙”的路子上一路颓废，直到失魂落魄，每晚出没于玉林小区的某个通宵酒吧里？
铃铛被偷
铃铛被偷。清早出门推车时发现如此不幸——“谁这么缺德”，大骂。
铃铛又被偷。车把光秃秃的就像兔子刚被硬生生割去耳朵——“抓住我剁丫手”，咬牙切齿。
铃铛不可避免再次被偷。你这时已没有大义凛然之感，出离完愤怒之后，浮出阴暗鬼崇，顺手从旁边的自行车上卸下铃铛，以让自己都惊讶的速度安在“坐骑”上——“幸好没人看见”，很高兴地吹着口哨走了。
这是早些年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市民速写图，典型的“中国式秘密”。从开始只有一个“窃贼”，发展到几乎人人都是“窃贼”。
申思转而未转，凡是第一只铃铛失窃。其实申思的“逃婚事件”只不过像一只铃铛被偷那样令人有些恶心，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引发了自行车们开始普遍地铃铛失窃。
随后便是小王涛，随后便是魏意民，随后还可能有于远伟……
偷铃铛算不上犯罪，这只是道德问题。但中国人普遍缺乏道德约束力，并且可以从“一只铃铛”到“N只铃铛“的沦丧中寻找快感。
“我是受害者，我的损失只能从其他人处得到填补”，这是所有丢失铃铛的人的表白，也是铃铛大面积失窃的根源。
后来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一种金属卡子，可以牢牢地将铃铛卡在车把上不致丢失——这是一种防微杜渐的法则，铃铛果然丢得少了，但那卡子很难看，就像谁不小心套了个“牙箍”。
中国的转会法则上确有漏洞，但转会市场的人们道德上也有漏洞。由于漠视一种社会契约力的存在，致使每个人都可能遭到“铃铛被偷”。
法律条文上根本不可能写上“偷铃铛者视数量多寡判至一至三年的徒刑”，中国足协的转会规则也很难像套个“牙箍”一样写上“转会‘逃婚’者视情节轻重停赛半至一个赛季”，因为这种“牙箍”将使两家俱乐部都蒙受损失。
唯一能做的就是第一个丢失铃铛的人不从别处“找回损失”，这样世界上就永远只有一只铃铛被窃——但这是书生们的解决办法。
当然，你也尽可能用乐观的态度看待——我的朋友，在中国丢失了若干铃铛的美国留学生汤姆一天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李，经过半年的研究，我发现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按中国的国情，其实每个人都没丢的铃铛，只不过大家换着用罢了。”怪腔怪调的，我喜欢汤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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