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可能是中国足球真正死亡的开端，因此中国足球必须寻找一种悲剧力量，就像3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忆起的情景：火光映脸庞，泪水盈眼眶，我们的灵魂为中国女排首个世界冠军而颤动。
双城记
“不在一座城市生，就在一座城市死”——伟大的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诠释了这样的主题，这种生死碰撞就是现代城市的“极度抉择”。当我们用“一夜豪赌”的方式否决了另一座城市保持了4年之久的优越感后，你会突然领悟VS隆鑫上演一出2000版《双城记》的真正意义。
“我要赢得整个战争，而非一次战斗”——为这座城市再次“一夜改写历史”的米罗西，昨天完成了对全兴最后一具“偶像”摧毁。
成都VS重庆——这是一个具有极端主义的倾向的提法。但我相信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民喜欢这种“江湖恩仇”，尤其是在以“风暴式的速度”了结了4年宿怨的时候。
就偈法国政坛兼足坛枭雄塔皮埃在法庭外的那段慷慨陈辞，“足球，我确信他是马赛的城市代码！”
必须用足球传递一座城市的声音，必须用胜利塑造一座城市的形象，必须用不断改写历史确定整个城市的信心。于是，城市与城市的“快意恩仇”便轰然上演。
米兰VS罗马，巴塞罗那VS马德里，马塞VS巴黎。虽然我们赶不上狄更斯笔下激越的“大革命时代”，但这争，我们喜欢在战争中获胜的感受。
“双城记”缔造的就是“名城之战”，成都与重庆宁肯玉碎也不瓦全，这其中包藏着两座城市数十年的恩恩怨怨，也包含着“码头文化”与“茶馆文化”的不共戴天。
你可以说黎兵的进球是“日尔曼式”的，你可以说桑托斯的进球是“巴西烤肉式”的，你甚至可以说德阳人民的“雄起”是“’95保卫战式”的……
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甲A已没有不可能逾越的“阿尔卑斯山”，重要的是我们已用锋利的匕首将“双城宿命论”划为碎片……
足球，就是寻找一种“偏激感觉”——这是我对它的解释。据说赛前隆鑫的孙庆倨傲地问，“谁是西南的老大啊？”这让我有些无名恼怒——但后来他就像黎兵晃得像一根愚蠢的木桩，而他身后的符宾就被4枚“愤怒的炮弹”打得找不到北，我坚信，他的每次扑救都是“真实扑球”……
这就是渴望已久的《双城记》结尾之处，然后姚夏在德阳小城说：我有一种大胜之后的平静——就像当年苗大侠在山巅这上，拎刀四顾茫然：“我在寻找下一个仇家……”
流氓现身
“足首”阎世铎上台后史无前例地引入了“流氓”这一词汇定性“西安事件”。
“流氓”不是“盲流”，盲流“宋丹丹”与“黄宏”联手只能产出“海南岛”、“吐鲁番”以及“长白山”，它某次列车上出不了人命。
《现代汉语辞典》对“流氓”的解释显然老掉牙了。“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游手好闲”甚至典型60、70年代的“耍流氓”这些包含不了“流氓”的时代意义。
“流氓”突如其来，加上“足球”头衔的流氓会在一种邪异的群体情绪煽动下千万直接破坏。
我们一直愿意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解释很多站突，似乎球场上闹事的不过是“地方主义情绪”在作祟，地方情绪的背后又是“地方荣誉感”在作支撑。
板子打轻了！所谓“地方情绪”，仍是一种外套。某省某市某地的树木被乱砍滥伐掉了，怎不见一两万人上街闹事；某厅某局某处长期滥用职权营私舞弊怎不见群众挥着标语要求“罢免”？
是流氓，就要闹事。据说英国足球流氓的祖先都是中世纪的落魄骑士，中国的足球流氓是不是祖先都曾啸聚山林，“风紧”然后就“扯科”？
我看《水浒》里每章每回都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但包括宋江之流没少“替己行道”。闹事的流氓们每轮每场就要高喊“还我公平“的口号，但扔瓶子、烧报纸之类的龌龊事也没少干。
——对“公平”无原则地夸大，就是对公平原则的践踏。
因此，阎世铎说同说出“流氓”二家，是他对中国足球改革的一大贡献。他撕开了“地方情绪”的外衣，如同现在把“耍流氓”与“强xx犯”严格区分开一样。
重创尼维尔的那群足球流氓没什么借口，“我们就是要整死他！”但一小撮中国流氓总是要打着“公平”的大旗耍流氓——看来坏人也有中外方式，这恐怕又得归结于“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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