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梅飞，肯定不会招来蚊子。
我怀疑她身上的香气同时也是一种蚊香，所有真正的美人都是天然驱蚊的，如果她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群蚊子跟在身后，她们的美就会减少百分之九十。女人是植物，是各种树木或香草；男人则是动物，物以类聚，所以他们招来了这么多的蚊子。
我在房间的四个角落都点上蚊香也没有用。
而且我在蚊帐里，隔着门和墙，隔着蚊香，隔着蚊帐，三重屏障也无法消除蚊子的干扰。它们虽然还没有直接到达我的皮肤，但它们的重重包围使我神经紧张，它们如乌云压顶，手里举着刀枪剑戟，高声叫喊。蚊子实在太多，于是有一部分就从门底下的空隙钻进来，在我蚊帐的周围翁翁飞转，我觉得它们总会找到一个突破口，蜂拥而入。
我年轻时最大的一次无政府主义行动就是在这个时候爆发的。
如同一次革命，经过了蕴酿、积累、激发，最后到达临界点，箭在弦上，轰的一下就爆炸了。同时也像一次发疯，要受到种种刺激，最后才能到达大无畏的境界。又像一场大火，事先要有易燃物。而这一切，都堆在了灰房子里。
到了第三天，我觉得我快要发疯了。我决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不管去哪里，哪怕去监狱也行，监狱里起码有女牢，不必和十几个男人同居一室。但监狱是进不去的，我只有躲回北流老家。
在北流呆了七八天，睡了几个好觉，才又回到南宁。
灰楼尘埃落定，人去楼空，他们终于到外景地去了，但听说拍完戏后还要回来，而且还听说厂里准备投拍的下一部又是武打片。楼里残留的汗臭味时隐时现，我感到在这个混乱的环境下我会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睡眠不好，基本的生活难以保证，长期下去，连身体都会跨掉。
我意识到，房子问题真的是关系到我的生死存亡。
就在这时，厂里新的一轮住房分配方案下来了，又一次没有我！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
电影厂地皮充足，当时经济效益甚好，房子盖了一幢又一幢，全厂职工人均住房面积是三十平米（不是三十就是五十，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与德国人均住房面积持平，连工人在内，几乎人人都能分到房子，差别只是房子的大小和新旧。我刚从图书馆搬来的时候厂长说，你暂时住招待所，那边的宿舍楼马上就要封顶了，到时候，你们几个大学生，一人一套，两室一厅的。我顿时心花怒放，兴冲冲地住到招待所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新楼盖好了，却没有我的。我又去找厂长，厂长就住我的楼下，他的夫人是我的顶头上级，他的女儿是我的朋友，找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想躲也躲不掉。这次厂长说，新楼没有了，旧楼也可以嘛，从旧楼里分给你两室一厅就是。
我的男文友包括张尊、李管、张小东、梅逊等数人。
我程度不一地爱他们，在感情上有一种深深的依恋，如果有几天看不到他们我就要去找，不管出着大太阳还是下着雨，我会跑到他们住的大院去，站在楼下高声呼喊他们的名字（多么没有教养、多么不淑女啊！到现在我也不喜欢淑女，这种文明的果实，她们走路要踮着脚，坐着要挺胸收腹，说话要像蚂蚁，吃饭要像小鸟，在她们面前我会感到累），如果楼上没有人，我就会向邻居打听。
他们每个人的妻子都是全城公认的美人，在大学里是校花，在舞会上是皇后，都是十分带得出去的。在八十年代，所有的美人都愿意嫁给一名青年作家，那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啊！即使十年过去，现在你们到南宁看看，他们的妻子还是风韵依旧，真正的美人是不会老的。当然她们都不是南宁本地人，南宁是不出美人的，广西的美人大多数来自桂林，或者祖籍江苏。
只有李管至今未婚。
李的问题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挑花了眼，他当年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桂林的文学青年以讲他的坏话为荣，讲了他的坏话，就说明跟他很熟，跟李管相熟就是一种荣耀。跟李管谈恋爱则是更大的荣耀。
当年我对李管有一点好感。我对所有有才华的人都有一点好感，包括达利和布努艾尔。八五年的时候我和李管、张尊、梅逊、鲍小松等四人同考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他们前面三个人的考试方式是每人写一个电影剧本，我和鲍小松则是对这些剧本进行评价，指出优缺点，并提出一个修改方案。结果我和鲍小松最后都顺利过关，调进了电影厂，他们三人则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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