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并不是赌气这么简单。国安还得参加比赛，地皮还归中国足协使用，王军宣布：李士林退位，李博伦顶替。
国安渐渐没有了往日的生动。高峰、谢晖、曹限东、高德波带走了亮点，老金带走了精、气、神。魏克兴虽然敬守职责，但怎么看都像一个过客，虽然他用右手抽出一张扑克为国安争了第3名。
冬天，工体的草坪被第一次刷上油漆。
卡洛斯更是一个过客，他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来到一个错误的队。这个“巴西农民”在离开这座巨大城市之夜，面对批评，只是连说了三个“是的”、“是的”、“是的”。
在北京的彼德比在上海之彼德更有影响力。他喜欢在生活中“耍”，但在球队工作中不“耍”，关于他的女朋友们的绯闻与他对国安新人使用的新闻同等重要，2002年他得了第3，也许应该是第2。这个保守的俱乐部与这个开放的老外之间必然要展开一些斗争。斗争结束时，彼德离开了。
杨祖武接手的是国安的第4个险段。第一个阶段是老金和高峰他们的，激动人心；第二个阶段是祥福、克兴的，尽心支撑；第3个阶段是彼德、卡洛斯的，起伏不定，是不是把“国安永远争第一”改为“国安5年争第一”呀？杨祖武之第4阶段很短但很重要。
故事的最后是：张路在回答“国安新目标”时，大义凛然地说：“我们不会像外界传闻的那样舍不得花钱，我们有决心——‘5年内一定争中超冠军’！”立马有人反驳：“人家上海都说明年一定拿冠军”。
城市英雄：三个北京爷儿们
[李士林]
把李士林当作北京的城市英雄要冒风险，因为他口碑不好，但这个世界上口碑不好的人并不见得就不是英雄。至少是李士林在1993年的一次谈判后把北京队扛在肩头，而且与它同喜同悲。
前两年他很容易就可以把自己的性格烙印在国安队身上，现在他隐退了，在幕后说话没有那么方便，他甚至忌讳说“幕后”这二字。但国安宾馆、国安俱乐部楼道里每一天都在散发着他的气息。
这是个喜剧也是悲剧，对李士林本人的无限敬仰是这家俱乐部维系至今的定因，同时，没有人敢对他说“不”字也成为这个象征的情因。李士林有一天感慨万千：“真不是我的事儿呀，不是我不想出钱，而是下边办事儿的人告诉我就这么着行呀！”
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根源在于李士林不懂足球。
那天输给老金带领的天津队让李士林很没有面子，他冲进休息室对全队说：“明儿拉到香河基地去练，给我狠狠地练，专练各种角度的射门，90度的射门，180度的射门！教练、队员们想了很久想不明白,“这90度射门不就出边界了吗？这180度射门不就踢进咱自家门里了吗？”但不敢笑。
那天0比1输给厦门，他又冲进休息室：“那个‘驴蹬腿’似的是怎么搞的？还想不想干，我看这个队员就半年之内别上场了，俱乐部老总也扣发半年奖金。”虽然兵源紧缺，但杨祖武、张路面面相觑不敢劝。
那天王涛因肘击延边队员被红牌罚下，李士林不仅闹“退出”而且召集北京记者一起来看比赛录像。他认为王涛根本没犯规，所以就要对薄公堂：“张路，你常在中央电视台讲球，今天就在这儿给记者讲讲这个裁判误判在哪儿。”其实张路也认为这应是张红牌，但碍于老板的面子，就只能绞尽脑汁找出一套说词证明裁判的“错判”，情状极尴尬。
不懂球，但爱球。公正评价李士林对北京国安的付出有助于了解这支球队历史。据说，在文革时期保过王军他才坐上这个位置，据说他退伍之后还在朝外开过公司，但经他手里为这支球队开出的支票绝对是甲A老板里最多的，要求一个前退伍军人，一个北京糙爷门精于足球业务是痛苦的，他有他的问题，但当年是他向王军力荐要搞足球的。
李士林说：“国安还要出钱搞足球”，并声明：“绝不说大话，使大钱。”我们拭目以待。
[金志扬]
如果金志扬没在国安，就没有国安了，正是这份功劳让他最后以“居功自傲”离开国安，很合理的逻辑。那天李士林进入休息室，老金正光着膀子给队员们讲战术，有人提醒：“老板来了”，但老金仍然不管不顾，因为这块阵地的主角是主教练而非老板，仍然光着膀子。
虽然从“小、快、灵”到“快、抢、前”有点绕口；虽然有人说老金正好赶上了一个人的好时候，我们还是怀念老金头在休息室里荡气回肠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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