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和2003年红塔队总是会被一种猜疑笼罩，戚务生和区楚良之间，俱乐部和球队之间，队员和队员之间。戚务生宣布了辞职是因为“失望”，他那两场与区楚良之间的风波似乎永远也解不开真相。
区楚良在昆明有自己的家，他有个很可家的儿子经常在球场边跑来跑去，在云南红塔这几年说不清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但肯定是他最不平静的几年。
其实收获最大的应该是刘越，他已于去年11月27日挂牌上榜，无论红塔解不解散都会有新的去处，重要的是他收获了一辈子的东西——爱情。很多人都随着红塔的坍塌而几近一无所有，带不走哪怕一根草，但刘越却把一个云南姑娘带走了，一个能拉一手漂亮小提琴的歌舞团演员。
他突然发现，那辆蓝色小跑车在昆明都第5个年头了，才开了30000公里。
红塔队来不及吃一顿散伙饭就各奔东西，有的人之间可能一辈子都无缘再见，连基地的那些来自农村的服务员都很伤感，刘越说：“她们原来连足球都不懂，因为这几年朝夕相处才对我们有这么深感情。”他担心的一件事是：这些农村姑娘会不会因球队解散而失去工作。
“马大姐”是基地一个名人，她这几年一直用那辆私家车接送红塔队员进城、归队，赚了一些钱，还跟外援学会一些英语，但以后她将没什么生意了。前几天，舒马赫特别托人带话问“马大姐好”，希望她能走运。
云南红塔队甲A最后一战是对已肯定退出江湖的八一队，比赛后全队给戚务生等鞠了一躬，大戚摆了摆手，大家便直接飞回各自的老家。“真是天意，红塔VS八一，两支球队的告别演出”，队员们现在都这么说：“一切都是命，就像5年前买这支队的壳来一样。”
一篇“形散而神不散”的生活文章
每一个初到广州的人，都会为这座城市排山倒海式的喧嚣混乱所震撼——空气中充斥着卤水拼盘的味道；大街小巷飘荡着榴莲的诡异气息；取掉消音器的摩托车像金枪鱼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一条条狭长的老式高架桥似乎永远没有完工；蚯蚓般串连起城市内每个关于金钱蠢蠢欲动的快速想法。
咸湿、混乱、不安，这就是广州。始建于周郝王的“南武城”，在穿过沧海桑田的2300多年后仍然顽固地保持着一个渔村的原始风貌——只不过时代让它疯狂扩张，像一条巨大的章鱼漫卷着中国的南方地区。
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厅堂，上海是中国的账房，昆明是中国的后花园……广州就是祖国的“厨房”，它那漫无目的的修建方式和“食用主义”人生哲学，让城市始终以某种乱七八糟的面目示人，是厨房、是菜市场。这个中国真正最富庶之城，丝毫不在乎别人眼中的形象惊诧，每天早晨圾着拖鞋、喝着早茶，悠然自得地过着自己的现实生活。
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无法找出第二个广州，混乱得从容不迫、喧嚣得自成音律、咸湿得有滋有味，没有一个人能够第一眼就喜欢上广州，但它会不动声色地消浸你、包裹你、腐蚀你，让你最后如陷温暖的幸福的淤泥不能自拔——这是这座城市的境界。
上海优雅得有些做作，北京巨大得有些空洞，成都休闲得有些堕落……广州不，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的人将生活本身当成第一目的，兼容而务实，正如那碗容纳一切又和谐一切的老粥。几千年来远离中原主流文化的地理环境使它不空谈政治、不粉饰街市、不坐吃山空，精明而勤奋地挣钱享乐，再挣钱——再享乐，固守着远古以来的“天人合一”。
如果你认为它逃避世事麻木不仁就大错特错了。这座极尽务实的城市有着无数血脉贲张的英雄传说：有“广东十大杰出青年”之首的黄飞鸿悬壶济世；有少年侠俊的方世玉锄奸铲恶；有“酒醉一分功高一倍”的苏乞儿；更不用说孙中山在此发表“讨袁檄文”、创办黄埔军校、缔造民主共和最坚实的基础……这就是这座城市最最奇怪之处，最市井又最革命、最功利却又最侠义——近现代中国革命史和武侠史离不开“广州”的名号，在“虎门销烟”的绚丽火花中，在“三元里抗英”的大刀长矛中，在黄兴土制炸弹的轰轰炸响中，甚至在“佛山无影脚”和十三姨纯情而搞笑的恋爱中……是每一部中学教材和每一部商业片的最好原料。
走在中山四、五、六路，走在上下九、走在西关、走在天河对面那片海洋般的“粥城”，走在数不清的“谢瑞麟”“周大福”金店和像糖做的药像药做的糖的“龟龄膏”广告牌下，一种混乱得有条有理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兼容——这座城市曾拥有中国第一辆“劳斯莱斯”，但至今大街上还浩荡奔腾着其它城市几近绝迹的摩托车；这座城市曾拥有中国至高的88层“中信产物”，但低矮破旧的“骑楼”俯手可拾；这座城市拥有中国最豪华的商厦，但与此共存的是在新大兴、广百旁边都能找到最市井最廉价的“烤鱿鱼”“鸭脖”“牛杂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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