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尘埃落定后，革命者所解放的领域里，革命领袖的情绪一旦软化，则社会春风融融，而一旦超常坚硬，则会导致席卷全社会的狂风暴雨。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地盘上呢，也会有因掌权者心硬而放大"格杀勿论"圈，以及心软而解除大禁的情况出现。从这个角度看，对社会、历史起关键作用的大人物，还是在其硬心肠里掺合进一些软心肠，忽而忧郁一下、惆怅一点、伤感一点，也就是偶有点淡淡的哀愁，对芸芸众生较为有利。这种想法是否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理论上不去探讨，我只知道，大概是1973年，忽然上面传下急令，要解放上海的"反革命黑线人物"贺绿汀。负责监管贺的几乎不能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传达是真的，贺是"文革"一开始就揪出来示众的典型坏蛋，铁案铸定，岂能翻案？但也容不得监管人员细问，什么想得通想不通，立即放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才知道，就是发动"文革"的领袖忽有一天哼了几句《游击队歌》，这歌子很不错么！作歌子的人在哪里呢？
你看，人性中的软东西起了救人一命的作用，也不仅是一个人和一家人获救，比他更心软或者说一直是软心肠的重要人物，也就趁势以此为例，为一大批类似贺绿汀那样的人物落实了政策。人性也在书写历史，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人性里的软和成分，比如体现于虽然鲁迅视其为死敌，但因为你曾经给过大洋鼓励我们留学，那就即使在"破四旧"的腥风血雨里，也下指示要给你精印线装本的《柳文指要》，这类的人情味儿；比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喟叹；比如在睡衣外面套上大衣匆匆赶到八宝山出现于追悼会，并慈蔼地慰励遗孀；比如忽然忆及当年同案被整，顿生赦免之心而大赞"人才难得"……以至于还有"我到哪里去离婚啊"的悲叹，凡此种种，即使还算不得淡淡的哀愁，其实离得也不远了。这样的情绪，因其人具有巨大的辐射力，而由此辐射出后多有良性效应，说一句弥足珍贵，不过分吧。
但真正将淡淡哀愁作为自己基本情愫构成的，还是社会上的中间人群，从政治上说是中间人物，从经济上说是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从文化上说基本属于精神贵族。
1988年，我在当时《文艺报》上开了个"一叶之见"的专栏，大体上每周发表一篇，其中有篇是《淡淡哀愁今何价》。我那时这样分析：淡淡的哀愁情怀系由下列因素构成：一，个人在时代面前的惶惑，小悲欢中的小失落，使人生出一种惆怅和悲凉；二，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对变故和冲击无法承受，因而期望着温情和怜悯；三，个人在群体中的迷失，认同中的窘境，希求以一种自慰来取得心理平衡。今天看来，这个分析如果只针对特定的人群，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成员，还是适用的，但缺陷是没有把这种情愫作为人性深处的普遍存在加以揭橥。从上一段我斗胆对大人物的分析即可知道，我对软性情绪的认知目前已经超越了16年前。现在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淡淡哀愁之类的情愫是每一个体生命的人性深处都有的，只不过在所有的人里面，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人士最容易将其自觉地释放出来。而既然是人皆有之的情愫，有关它的描述也就需要再加修正，至少需要在上面三点之外加以补充，比如指出从中可以生发为一种怜悯之心，或者说是宽恕之心。
在16年前那篇文章里，我已经指出"淡淡的哀愁"作为一种情愫虽然从政治上已经不再是罪衍，但在社会上却价位不高，并不怎么招人待见，我还试图解释其被社会轻视的原因，但我在文末却有这样的猜测："淡淡的哀愁眼下是行情自然下跌，但谁又敢于断言，螺旋形上升到新水平的淡淡的哀愁，绝不会又大为风行呢？"
很遗憾的是，16年过去，我期待的"螺旋形上升到新水平"的"淡淡的哀愁"并没怎么冒头更没有大为风行。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已经将"四个一"的生活状态朝"四个二"提升的白领女士，她的自言"典型"，就说明着这种情愫即使在最应该具有的新兴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又或者说是小康人士或成功人士或先富一步的人群里，仍颇稀缺，行情并未看涨，这确实是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
过去在我们社会里，包括"淡淡的哀愁"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感情"或者说"小资产阶级情调"之所以贬值甚至被判定为负面的毒物，是来自极左的意识形态和"反右"、"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而现在这方面的压抑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因素使得人性深处的这一潜流，不能坦然地涌溢到表层，并在社会文化情绪的总构成里，获得足够的份额呢？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刘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