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年，我准备离婚，郑放歌又特意从西塘赶来，她那时正准备考同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又要讲课，又要搞科研，但她坐上公共汽车，横跨半个N城来到我的宿舍。是夏天，她爬上四楼，脸上冒着油汗，我只有白开水给她，开水很烫，她吹着喝。我在地上铺了一幅草席，我们就坐在席子上。那次说了什么我已全无印象，好像什么都没有说下去，我心怀鬼胎，说不出一定要离婚的理由，她便说她一定要考研究生，她跟陈黎明住一间宿舍，两人太别扭，呆不下去。她只劝我，知足者常乐，不要离。我们坐在草席上度过了N城炎热的一个下午，然后她就回去了，没有吃晚饭。
雷红没有劝我，吕觉悟也没有劝我，我认为她们懂我。郑放歌劝我知足常乐，我觉得她太不知我心了，我忽略了她对我的深情厚谊，把她的话当成平庸的笑料。
我对不起她。
八十年代，我和雷红都是狂妄的女文青，盲目热情，向往一种别样的人生，那里风生水起，风云浩荡。我们都不愿意过平凡的家庭生活，尤其不愿当贤惠的家庭妇女，生孩子、买菜做饭洗衣服，这种日子不值一过。我们喜欢激荡的爱情，喜欢文学艺术在爱情中穿越缠绕。我特别羡慕雷红，因为她真的私奔了，跟一个有名的剧作家。她抛掉了职业、城市户口和家庭，而她的恋人跟她有着同样的勇气，他们乘风而去，远走高飞。我恨不得揪着自己的头发也私奔一把，但没有人跟我私奔，我只能写诗。
多年以后，雷红回到N城，她失去了丈夫，没有工作，身无分文，我意识到，当年郑放歌劝我们好好过日子，真是怀有最大的善意，设若能听进一句，我们的生活就不至于如此颠沛流离，无所依傍，我们将拥有平安踏实的一生，像吕觉悟和郑放歌那样。
一九七五年，郑放歌不演吴清华又谁来演呢！
她刚刚转学来，她并不拔尖，但她是郑怀民的小女儿。郑怀民是新来的校革委会主任，一把手，他的大女儿郑里冰一到县城就进县文艺队了，她长得很好看，放歌不如她姐姐。但郑放歌不骄纵，她很努力，也单纯、天真、热情，不招人厌烦。我们甚至是喜欢她的，她常常让我们到她家去，给我们吃她家的花生，还告诉我们，她妈妈和爸爸吵架了，妈妈脖子太粗，脾气不好，爱吵架，一吵架脖子就会更粗更红。
她家就在校内。我们穿过操场，走过长长的走廊和医务室，下台阶，又走过两个教室，就到了。原来郑放歌家就在这里啊，就在初中教室旁边，门口空地的拐弯处是当年我和雷红吕觉悟的据点，议论孙向明，或闲站着。看本班女生用一只松果踢足球。那时候没有郑放歌，现在她忽然就来了，像是从地里钻出来。她原来在石窝，那是南部的公社，南流街上的人眼中的十万大山，山高水远的蛮荒之地。
郑放歌，她忽然就从地里冒出来，她站在几盆指甲花旁边说，嘿，我家到了。她天真单纯，她的热情是跳跃着的，像一只鹿，她的动作也是有点像鹿的。她从舞台上碎步走过，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鹿一样的吴清华，这只鹿很认真，从舞台的这头跳跃到那头，虽然不像吴清华，但像鹿，也是不错的。
她踮起脚取下她家的糖果盒，圆的，比大海碗还大，上有暗红的漆，盖上还用金边描了花，里面装着玻璃纸包的水果糖，糖果圆圆的有红的绿的，甚是稀罕。郑放歌一人发一颗，她又在米缸盖上找到了装花生的夹箩，她大把抓着花生，让我们在嘴里含着糖的时候嚼花生，那样特别香，等于吃花生糖。见我们都听话地把花生和糖果同时放进了嘴里，放歌就很高兴，她端着夹箩高举过头，飞快地转了一圈，那是《大红枣儿送亲人》里的动作，当时我们正在排练这个舞蹈。
那段时间校文艺队不活动，校礼堂不再传出歌声和器乐声，我无比失落。我想念张大梅、周青、凌玲、李小宇，也想念童小萌和李永青。校文艺队的鼎盛期，像一锅汤，热气腾腾。
但是汤凉了，来了另外一些人，宁夏女篮和山西男排，他们来自遥远的北方，到我们亚热带的南流镇冬训。他们体格高大，简直比我们高一倍，不可思议，目瞪口呆，而他们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学校，就在我们的礼堂打球。真是天外奇观啊！我们每到下课就到礼堂看他们训练，真是很好看的。什么叫国家水平呢，看看宁夏女篮和山西男排吧，他们一跳就跳得那么高，不跳也高，投篮进去总是空心的，所有的姿势是又帅又透着洋气，哪里像我们这些土番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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