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女篮是第二次来。
那十几个人我们个个都认识，还给人家取了外号，一个最矮的，叫矮婆，是五号，年纪偏大，听说都有二十四五岁了，比别人矮一截。我们以为她不会再来了，结果她又来了，她技术超好，作风顽强，体力充沛，每场比赛她都打满全场，她像一只母老虎，威风，神气，统领全队，她是女篮队长。另有一个，九号，全队最漂亮，很白，腰细，我们管她叫小姐。小姐技术也过硬，但她慵懒，训练不积极，上场也不爱跑动，场上场下都像游魂一样，心不在焉。她很绝，球一到她手里，她立马就醒了，漂亮转身，迅速投篮，两分！这次她又来了，仍懒散，也漂亮，但瘦弱了些，更白了。姚红果主张叫她白骨精，没叫开，大家心疼她，仍称她小姐。十三号，一看就是农村姑娘，朴实，健康，剪着齐耳短发，皮肤黑黑的，黑里透红，刚下地回来就是这样的。她只有十八岁，圆脸，一笑一口整齐的白牙，耀眼迷人。我们叫她白牙。白牙这次也来了，我们一看她就很高兴，她长大了，高了点，明显胖了，举手投足，像了一个成熟的球员。这真让我们高兴，白牙简直就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呢！我们跟她最亲。吕觉悟说，我喜欢白牙。我说，我也是。
白牙、矮婆和小姐，她们让人惦记。我们跟到灯光球场看她们比赛，就像宁夏女篮是我们南流中学的校队。
文艺队，演出，舞台。俱往矣。仿佛校礼堂天生就是用来练球的，好像宁夏女篮就是在我们的礼堂里长出来的。矮婆、小姐和白牙，她们迅速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张大梅、杨海燕、王雪，她们的身影正在淡去。
县里忽然又要汇演，队伍重新聚集，文艺老师，工宣队长，乐队，结构依旧，人马早已翻新。郑放歌、姚红旗、罗慕霞都进来了，还有雷朵。又要排《白毛女》第一场，这样一支队伍，稀里哗啦的，芭蕾舞的功夫谁都没有，我们穿着上一届的芭蕾舞鞋，立不起足尖，一试就扭了脚。喜儿也没有，无人堪此重任。
找到了崔鸽子，她来演喜儿。我们多年不见，本来幼儿园同班，后来不见了，原来是跟父母下放公社，现在她又回来了。她跟来路不明的童小萌不同，她就是我们南流街上长出来的喜儿，童小萌的皮肤是白的，她来自天上，崔鸽子长着黑皮肤，她是地里的。我喜欢长得黑一点的人，无论男女，结实、弹性、有健康的光泽。
崔鸽子，她端着灯盏就出来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但她跟童小萌一样，动作软塌塌的，比童小萌还要软。郑放歌、姚红旗、罗慕霞和我，我们四个人跳窗花舞，谁也不比谁更好。整个文艺队破罐子破摔，文艺老师也没了心思，就让我们自己练。乐队本来就不齐全，干脆放录音。后来加上雷朵，六个人排了一个舞蹈《大红枣儿送亲人》，一字排开，穿插，围成圆形，转圈，每人手里端着一只空篮子。
有一天，要拍学校的宣传照。化妆，穿上演出服，在一间空教室，新建的教学楼，尚未启用，白色的墙，没有黑板和桌椅，窗户还没装上玻璃，光线空荡荡的。我们穿着花布大襟衫，腰上扎着黑绒小方围裙，头上接上长辫子，手上拿了花篮。
这张照片至今还在我的影集里，六个人排成一排，踮着脚，花篮举在腰部的左边，窗户的光线只到达腰间，把每个人的身体分成了两半，上身是黑的，脸也是。
拍完后大家意犹未尽，决定上街，到照相馆。
大白天，光天化日，脸上顶着浓妆，一咬牙就走出了校门口。又是六月份，快要毕业了，凤凰花正在开，走出校门，走过东门口和陵宁街。新华书店、文具店、照相馆。我们七手八脚开票，五六个人乱糟糟的，拿着票上二楼，脱衣服穿衣服，盘头发照镜子，我们要照一个藏族姑娘的，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再轮流穿上一件毛背心，面带微笑，心满意足。
一只胎盘和一只公鸡从我的知青生涯缓缓升起，犹如一轮明月和明月中的玉兔。这样古怪的场面不像是真的，倒像一幅弗里达·卡洛的画，胎盘悬挂在空中，胎儿不知去向，天空是深蓝的，底下是墨西哥的大地和植物。如果深蓝的天空之下不是高大壮硕的仙人掌，而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田垌，一垄接一垄的花生、黄豆、红薯和甘蔗，一只公鸡站立在解放牌大卡车上，从南流县城向着香塘公社六感大队奔驰，我要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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