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听，就立刻拒绝了。后来他们纠缠不止，我这时记起魏廷朝无保放人的自述，我说，保什么啊？魏廷朝就无保释放过，为什么老找我麻烦，不料他们说，谁说魏廷朝没交保了？
我们拿证据给你看！随后他们果然拿出证据给我看，原来魏廷朝是交了保的！看了证据后，我心里一阵沮丧，在我眼中的台湾英雄，原来如此！不过，既然事已穿帮，我还是"执迷不悟"，我说，不必管魏廷朝如何了，反正我自己去英雄就是，我就是不肯交保。所方看我态度强硬，就暗示我没保就不会放人，我说我就是没保，你们不放我可也。最后他们屈服，破例无保释放。后来得知，我是国民党所抓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之中，惟一一个无保释放的个例。
最有趣又最恶心的是：我的开释证明书上有例行印好的"行状及悛悔情事"专栏，中有例行的思想已改正字样，看了又好气又好笑，明明政治犯无过可悔，却硬要说他悔了过，这种强制悔过症，在我以前，就施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勋——陈独秀身上过。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陈独秀出狱后，立即给《申报》编辑部写信，表示："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
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陈独秀这一书面声明，《申报》不敢把它登出来。四十年后，国民党"进步"了，至少不再发消息说李敖"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了——他妈的国都被你们丢光了，还爱个屁呀！
梦遗处处，后遗无穷，云雨方罢，烟雨蒙蒙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我第一次政治犯出狱了。这时再过五个月，我就四十二岁了。由于吴俊才安排我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副研究员，该中心主任蔡维屏先约见了我，此公是个官僚，虚情假意，像个YMCA（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言语无味。不久聘书由女职员送来，我说：
"副研究员相当于大学副教授，过去按老规矩，聘书都是大学校长亲自送上门的，怎么派女职员送来了？这是哪门子礼遇？"
女职员说："蔡主任最礼遇李先生了，别人的聘书，都是工友送去的。"我听了，恍然大悟，时代已经变得大多了。
形式上在国关中心十二个月后，吴俊才终于同意我自动辞职了。这时我四十二岁。再过一年，一九七九年六月，我四十四岁，终于东山再起，复出了。复出后最风光的四件事是出书、上报、结婚和离婚。出书是由远景出版公司沈登恩推动，上报是由《中国时报》高信疆邀写专栏，当然立刻引起国民党官方的不快，后来压力迭至，报社主人余纪忠不堪其扰，虽未逐客，我这客人，却不得不自逐也。最后主客双方，乃分手焉。在大大小小的官方压力中，一个有趣的压力是：我在文章中，自称自己坐牢那段岁月是"蒙难"，也构成大逆不道了。这一罪状，官方是由蒋孝武提出的，令人颇堪玩味。当时长住美国的江南听说了，写了一篇《"蒙难"也不能随意用吗？》在海外发表，为我声援，可见当时文网之密，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连无知之徒蒋孝武都可干涉言论了。后来蒋孝武派人杀江南，若说祸起于"蒙难"之辨，于理亦非不可通也。
胡茵梦和我的婚变，内幕也涉及政治性。胡茵梦和我结婚前，本是国民党，她写《特立独行的李敖》发表，早就被国民党通过中影向她警告。她和我同居到结婚，压力始终不断，国民党逐步封杀她在演艺事业上的发展，使她非常沮丧。
她最后抵抗不了这种压力，而屈服、而向官方表态，表演"大义灭夫"，这是很可理解的。胡茵梦出身一个不幸的家庭，又因她的美，被社会惯坏，她的反叛性，是没有深厚知识基础的、缺乏推理训练的。她的举动，太多"表演"、"假戏"与"做秀"性质。最后，当这种举动渗人政治性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婚姻就该立刻告一结束。孟绝子有一段话说得好："在李敖的大地中，胡茵梦找不到真善美。李敖的天地中不是没有真善美，但那是董狐、司马迁、文天祥那一类血泪染成的真善美，是慷慨过燕市，从容做楚囚式的真善美，是悲壮而深沉的真善美，而不是胡茵梦心目中的真善美。"但是，胡茵梦是不知轻重的，她被人利用，用不真实的方法伤害李敖、伤害李敖，最后伤害到她自己。胡茵梦努力求真求善，是她的大长处，但她用作伪的方法求真、用作恶的方法求善，结果闹得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最后连美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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