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在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的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个左派的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右派的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的在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凄凉。因为去中山北路大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惟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
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七十七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牌一段七十七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粮。
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了么？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指，声音平直他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同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
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慢慢他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口开放探亲后，我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次，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帧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战期中，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平，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姨太大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大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子，为了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牺牲自己，而实际献身给国民党高干以卧底者，比比皆是。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工晓波的母亲，就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年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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