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姊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妹人、后来仟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帧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
兴安省是闰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惨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老爷孙律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十一号六桂行"（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一三九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平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匆促决定来台后，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飘洋过海。五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
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
"与台湾共存亡"？没有那么严重；"归骨于昆仑之西"？实在有够麻烦。我曾以粗话自嘲："我来台湾时，xx巴还没长毛；如今xx巴毛都快白了，人还活在台湾。"其实，何止活在台湾，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陈寅恪"先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我则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
浊水（浊水溪）之鬼，大陆虽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湾人（我六岁儿子、四岁女儿）的爸爸，难民不复返矣！
十五二十，时我少年，陷身孤岛，一片小寒。
我在一九四九年暑假后进了台中一中，从初二念起一直念到高二，这四年间，我陆续读了许多课外书，由于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在内心深处，我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学制度的断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最后以同等学力考上大学。所以，如说"李敖连中学都没毕业"，这一陈述，并不错误。
在台中一中同学中，跟我同届的陈正澄是学问最好的，通中、英、德、日四国文字，后来做到台大经济系主任，他去德国留学时要我用毛笔写字送他。我题诗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来台湾识正澄，同学十载空余恨，抢去我的第一名。"
乃写实也。他把字带到德国，一直挂在墙上。陈正澄以外，张育宏也是我最早认识的台湾同学。四十年后，他以新光产物保险总经理的身份，开了两桌酒席，庆祝我来台四十年。他的国语、日语都讲得极好，演讲起来，外省人与日本人都推服无间。赖宪沧也是老同学，我办《求是报》时还大力出资订阅送人，我们一起吃日本料理时，双方都带儿子，但他的儿子大我儿子二十多岁，同桌而食，非常有趣。韩毅雄在全校考试中是冠军，下象棋也是冠军，聪明绝伦，做到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至今犹是我的"御医"。王新德在班上，翁硕柏老师公开赞美他是美男子，为人头脑细密。有一次他静静看我和施启扬争辩，劝我说："你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爸爸死后，他写了一封深情的信慰问我，我至今感念。何西就在四十年后与我为邻，人最热心公益，每次选举投票开票，他都全程参与。妈妈因常在楼下走动，附近人都见过她，但有的不知为李敖之母。有一次她去照相馆冲洗照片，我赶来时，看到何西就正和她聊天，西就看到我跟妈妈"一见如故"，他奇怪地问："你也认识这位老人家？"我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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