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是二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二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
"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
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同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
我的方式有三项：
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我主要通过我的美同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同记者。在这方面，我王要通过美同记者魏克曼（FredaricWakeman.Jr.）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和九月七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NewRepublic）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怕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孙观汉。
孙观汉是美闰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入，拥有在美注册的四十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
我通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我在柏杨被捕二十四天后（三月二十八日），托梅心怡转秘件给孙观汉，其中说：
去年读先生写的《李敖和天才》等论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给我的信，我就早想写封长信……
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退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
从艾玫被传，到柏杨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柏杨约我"商身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刻意"做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得不成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这封自柏杨出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请先生出面，以先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道等，发表一公开信，投诸TheNewYorkTimes等报，对国民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疾首蹙頞"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三月十六号TheNewYorkTimes星期日版第七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做恶者至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做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做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做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做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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