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想到他说的画面，也让我想起电视上对日本企业的报道：
职员们进入公司之后，不论才气多高，都由基层做起，也先学习服从上面的领导。当公司出了大庇漏，一层层训下来，正像是军中一样。
报导中，也有企业界人士冬天去"打禅七"，和"在街头呼喊"的画面。在冰寒的天气，一群人端正的坐着，稍不用心，就被戒尺狠狠抽在背上。
在熙来攘往的街头，一个人直挺挺地站着，不管人们奇异的眼光，大声呼喊各种"老师"规定的句子。
他们在学习忍耐，忍耐清苦与干扰，把个性磨平，将脸皮磨厚，然后——
他们在可发怒的时候，以严厉的声音训部属，也以不断鞠躬的方式听训话。怪不得美国人常说：
"在谈判桌上，你无法激怒他们，所以很难占日本人的便宜。"
既会发怒，又难以被激怒。适时发怒，又适可而止。这发怒的学问有多大！最重要的是，在学习用发怒表示立场之前，先应该学会，在人人都认为我们会发怒的时候，能稳住自己，不发怒。
台湾的联考，就像个非常著名。却座位有限的餐馆。
当你挤进去，能吃到最营养，最健康，最好吃的东西。
如果挤不进去呢？
你可以……
联考大餐馆
大学联考距离我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仍然难以忘怀当时发生的两件事：
考场上有两名枪手被抓了，一个是某著名大学的学生，另一名早已毕业。他们都有超人的功力，连着几年为别人代考，每次都考取名校。
枪手考大学，外国拿博士
被抓之后，他们的学籍被开除了，曾由他们代考的学生，也失去学籍，问题是，其中有两位不但已经在台湾念完大学，而且出洋留学，在外国拿到了研究所的学位。
看到这个新闻，我想，那请"枪手"代考的人，功课一定不怎么样，既然功课不好，进入名校一定跟不上，就算台湾的名校是"由你玩四年"University。出洋也必然要出丑。可是，为什么他们不但拿到硕士，甚至有的马上可以拿博士了呢？
另一件使我难忘的，是进入师大美术系的那天，系主任致欢迎辞时说。
"你们真幸运，今年有近两千人来考，我们只取二十五位，想必你们在进来之前，已经找很好的老师，磨练了许多年，所以，你们已经都很棒了！"
第一堂素描课下来，我环顾同学的作品，果然，大家都画得好极了。诚如素描教授当天的评语——"看得出你们都受过学院派老师的指导。"笑了一下，他歪歪头："说实在的，没受过学院派的训练，也考不进我们美术系。…
我问了几位同学，也想想自己：
"可不是吗？我们的老师都是学院派的，甚至可以说，都是名师！"
只是，从那以后，我常想："如果一个有才气，也立志做艺术家的人，因为找不到学院派的老师，或请不起名师指导，是不是就永远跟我们美术系绝缘了呢？如果这样，未免太不公平了！"
哈佛大学：不看过去，看未来！
我总记得，美国的安克志的儿子对我说，他高中的成绩不是多么好，但是哈佛大学在口试之后收了他，原因是：
"哈佛大学不只问你过去学到多少，更重视你的潜力，看你未来能学多少。"
问题是，我们的联考制度，怎么发掘那些有潜力，有热情的年轻人？在僵化的考试方法下，会不会有太多张大千、黄君壁和林玉山，在第一关就被打了回票？
只是，想到这儿，我又自问，前面那几位，又有哪个曾是考场的战胜者？靠着一纸金榜而伟大呢？
中国是那么重视科举，由科举出来的人才多得不可胜数，只是，如果我们好好算算，只怕不是科举出身的人，远比前者对中国历史有决定性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早在从事革命之前，就曾经上书李鸿章，还亲自送去天津。幸亏李鸿章没理睬，相反的，如果李重用了孙，只怕孙中山就当不了国父。也只怕我们一直到今天，还跟英国或日本一样，有个高高在上的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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