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一路学下来，我硬是有了新的领悟；回到纽约，跟老球友比划，硬是令人刮目相看。想想，教练按部就班的教法，不也跟我准备高中和大学入学考试一样吗?
求学最忌躁进，为学最忌随俗，处世最忌盲从。我非常欣赏美国人常说的——IknowwhatIamdoing(我知道我在做什么)；那句话不是在别人劝说时用来作挡箭牌的“自以为是”，它真正的精神是认定目标，锲而不舍地做下去。
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许多吗?
那是因为我听你妈妈讲，你听宿舍里别的同学练习，发现他们进度比你快，你怕自己太慢，有些尤虑，所以我隔海传真这封信给你。
只要你自认尽了最大的力，只要你有自己的计划、一定的进度和自我的要求，就不用管别人。
我又要引一句你奶奶的话了——“一听打鼓就上墙头的孩子，不可能有了不得的成就。”靠自己去成功(36)!
你是你，坚持作你自己，最后的成功一定属于你。
谈公益
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简单却又意味深长的话！如果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因为看到”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是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吗？
只因为我看到
“孙长珍小妹妹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昨天，燃灯助学基金会的张阿姨在电话里告诉我。
我是去年秋天到贵州去看《帆轩四小》的时候，见到长珍的，那一天虽然早说好不要有欢迎的仪式，但家长们仍然穿着苗族传统的服装，唱着歌，递给爸爸一杯又一杯他们酿的美酒。几十个小朋友则摇着小小的红旗子，欢迎我和当地教育官员的来到。
每个小朋友都露出纯真的笑容，我跟他们一一握手，在低年级的小朋友中，握到一个高个儿女孩子的手，她没有笑，茫茫地看着正前方。我细看，发现她两只眼睛的黑眼珠都是白的；只有左眼，在一片翳障之间，略略有些透光的地方。
“你的眼睛怎么了？”我问她。
“快看不见了。”她小声地说。
“还能读书吗？”我又问。
她没答。
“有没有去看医生？”我再问。
她隔了好几秒，才挤出两个字，又因为乡音很重，我没听懂，还是在一旁的校长补了一句：“她说‘没钱！’”
我当时没有多说，进教室听小朋友致欢迎词，跟校长老师们讨论建校的事情，接着在门口合影。可是我心里一直惦着的，是那个半盲的小女孩。
临走，小朋友又排队送我，我特别在队伍里找，找到“她”，问她的名字，知道她叫孙长珍，今年十一岁。
然后，爸爸蹲下来，蹲在她的面前，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没钱，没关系，叔叔帮你找医生。”
我坐的车子，驶离校门，开上那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校长和几位老师走到车边挥手。我又摇下车窗，对校长说：“叫长珍放心，我想办法为她治。”
隔天我去了遵义，再隔一天，飞去北京。但是已经拜托贵阳西西弗书店的朋友，把长珍带去贵阳眼科医院检查。
报告立刻传到我手里，但不太乐观，说她只剩左眼还有零点一五的视力，双眼角膜都有白色混浊，虹膜与角膜都有粘连，瞳孔又被牵拉变形，眼底则无法看得见，还不知道网膜的情况……
我不死心，回台湾之后，又请北京的曲阿姨，把长珍的检查报告拿去著名的协和医院，医生看了也摇头，说虽然可以角膜移植，但是不能恢复视力，因为长珍眼疾已经拖了五六年，有了弱视，又可能有“继发性”的青光眼……
回到纽约，我立刻把这消息告诉燃灯助学基金会的朋友。多令人感动啊！燃灯的张温洳阿姨不但在今年春天亲自去了贵州惠水，还带了医生，再为长珍检查。
只是，去的医生也摇了头。
“长珍立刻就哭了。”张阿姨回来说：“我也好伤心，可是能怎么办呢？所以给了她一些钱，安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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